贡院兴废折射明清科举演化轨迹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贾琳

贡院作为科举制度得以运行的重要“空间构件”,其变迁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科举考试的演化轨迹。贡院这一基础设施不像科举考试内容那样羼入过多的“官方意志”,从贡院角度考察科举制度,反而更容易探知科举制度在历史中相对真实的“存在样式”。通过“空间史”的书写,可以呈现更为生动丰富的历史画面。

　　明代改建京师贡院

　　《雅坪散录》记载,元代试士之地在“南宫”,即当时的礼部,而明代京师的贡院即因“元之礼部旧署”而成。明初,燕鼎初定,尚可从容开科。其后,士子应礼部试者,每届平均达四千多人,贡院逼隘之状开始显露。当时贡院的号舍为木板搭建,极易失火,又杂居民舍间,颇多不便。这一情形一直维持到嘉靖年间,“建议者咸请改创西北隙地”,然而“或言东方人文所会,宜因其址而充拓之以从新。然旋议旋辍,未有必然之画也”。不过,实际情况恐怕还是赵用贤在《重修贡院记》中所说:“世庙未尝一议增创,属财用方绌,仅一开壖道,辄复报罢。”

　　万历二年(1574)三月,万历皇帝甫临祚,便应允有司之请,改建贡院。半年后,贡院改建工程完竣。首辅张居正亲自题写 《京师重修贡院记》,“新修贡院成,其地因固址拓旁近地益之……东西号舍七十区,区七十间”,号舍总计约四千九百余间。贡院的硬件设施也大有改善,“易旧制板屋为瓦甓,可以避风雨、防火烛”。如此大规模的改建工程自然需要不少款项,这对于“财用支绌”的朝廷是一个棘手问题。万历帝的解决方式颇有创意,首先是自掏腰包,即所谓“水衡钱”;其次是用犯人赎罪之款,“出水衡钱十六,而佐以京北赎锾,更为相地所宜拓者东西若干丈”。此外,通过有偿拆迁,“其南北市廛,官酬以直,得若干丈”,终于完成了这项拖延上百年的贡院改建工程。

清代京师贡院不敷使用

　　入清之后,京师贡院继续用作顺天乡试和礼部会试之所,对贡院屡加展葺,号舍增至一万二千余间。光绪初年,因就试者过众,每遇乡试,仍须临时搭建号棚。

　　贡院不敷使用,固与生齿日繁有关,但“禁网渐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天咫偶闻》载:“道咸以前,科场搜检之法至严,甚至解衣脱履。故非腹笥渊深,辄畏难而止。乡试岁止四五千人,会试两千人。同治以后,禁网渐宽,搜检者不复深究。又有石印书以济之,士子有恃不恐,熙攘而来,搜检者益不能给。至壬午科 (光绪八年顺天乡试——引者注)入闱者,至万六千人,遂不得不议及添号矣。”光绪八年(1882),给事中邓承修的奏折指出了号舍不敷的另一原因,即“近年顺天乡试录送太滥”,并请学政“严行考覆,分别弃取”。

　　光绪十二年丙戌科会试后,经御史建言,清政府将京师贡院扩地增建三千间,总计约达一万六千间,才基本满足士子应试之需。

　　清季科举停废

　　庚子事变中,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贡院被德军占据。1901年8月,陈夔龙奏:“上月德国军队撤退,臣等婉商该国提督允将贡院交还。当督同大、宛两县前往院中逐一查勘,所有号舍房间各门座十毁七八,聚奎堂、监临堂、至公堂亦多被拆毁”,如果要修复,“工程浩大,非有大宗巨款难以修建如式”。《辛丑条约》有北京停止五年考试之条,故而陈夔龙建议:“现值库帑异常支绌,此项工程似可从缓办理,以节糜费。”经过商议,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决定借闱河南贡院补行因庚子之变拖延三年之久的会试。次年,又借闱河南贡院,举办了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科会试。光绪三十一年,清政府宣布废科举,历时一千多年的科举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因此,1898年戊戌科会试,是京师贡院举行的最后一次考试。

　　宣统三年(1911)夏,美国人盖洛登上北京城墙,俯瞰京师贡院,“这里一个旧的贡院被推倒了,读经教育已经过时,一去不复返了,现代教育已经取代了它。资政院将要建在这儿,以统领18个省的谘议局”。不久,武昌起义爆发,清祚终结,贡院“鞠为茂草”。民国初年,政府将京师贡院划为国会两院建筑之区。1930年,清末进士陈宗藩在《燕都丛考》一书中追忆,因政府财政艰难,“所属官产,均渐拆卖,贡院之地尽为民居。年来鼛鼓渐兴,数角小楼,掩映夕阳,未达繁盛气象,只足供人凭吊耳”。他在自序中说,写作此书是“续《春明》之旧梦,补《日下》之琐闻……永垂殷社周宗之鉴”。显然,他在对京师贡院的追忆中,隐约觉察到“贡院之废”、“科举之芜”与“清社之屋”三者之间的某种因应。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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