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学：一种自然与生态的书写

来源：文汇报 作者：汪涌豪

几个世纪以来英国人之所以能留下这么多出色的自然书写，乃至有这么多关于田园道德与生态哲学的讨论，绝非偶然。在他们看来，所有关于自然与生态的书写，其实都是有关自我的书写；而“自然的堕落”，一如乔纳森·贝特所说，都“隐含着人的堕落”。

　　因从事传统文学与文化研究，个人从来觉得，这个世界，没有谁能像中国人那样，视自己为自然的一部分，并按自然的训教生活。其实，大自然包容啊，既启众生，亦葬万物，哪里只煦育了中国人。

　　这样的感受，在此次英国旅行时变得更为强烈。去到的地方是英格兰东南部的汉普郡（Hampshire)。那里林地广阔，尤其占地300多平方公里的皇家狩猎区新福雷斯特（NewForest），是本来就知道的；而那里的蝴蝶兰、剑兰很好，紫色的帝王蝶很漂亮，英国友人也早就告知。但最后让我徘徊流连不能去的，居然是一个叫塞耳彭（Selborne）的小村庄。

　　由于所处位置偏僻，那里湿漉漉的阳光，丛生的雏菊与竺葵，还有长春藤缠绕的果园外，干草车碾出的条条辙道，都未褪尽几个世纪前的古朴与静谧。但这一切并非一开始就为人所知。让它们声名远播的，是出生在这里的吉尔伯特·怀特（GilbertWhite）。这个从未离开过故乡的圣职牧师，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与塞耳彭的动植物在一起。为此，他谢绝大学的教职，终身不婚，一辈子如其侄子所说，只“在平静和安宁中度过，除了四时的衰荣，再无任何变化”。他曾写信将自己的观察与朋友分享，这些信后来集成为一部不世出的名著《塞耳彭自然史》（缪哲译，花城出版社，2002年12月）。当然，书出版后，并无多少反响。

　　因为那时候的欧洲，理性正主导一切，科学与技术正被英国人视为把握世界的唯一方式。以后，随着工业文明弊端的渐次显现，启蒙思想家所预言的理性王国开始倾颓，像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那样，视鼓吹新古典主义与实验科学为“魔鬼的劝告”，主张用感觉经验来颠覆科学抽象的浪漫思潮开始在社会上酝酿。而他的后继者如华兹华斯等人，更怀着对机械论的“道德上的厌恶”,把目光进一步转向大自然，以丰沛的情感与想象，重新审视人与大地的关系，由原本不脱懵懂的自然协调论和万物有灵论，发展出一种根基于自然本身的清新的知识体系。

但与他们同时代而较早的怀特却不同。他重视英国传统风俗与中世纪的历史，由于从身处的地理位置到内在精神生活都从属于旧大陆，他一直过着与工业革命完全隔绝的田园生活，并在情感上与基督教和人本主义都保持着审慎的距离。他认为前者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们因一神论崇拜而只知虔信上帝，不知敬畏大地；后者一味引导人探索与征服，在反对教会垄断与伸张主体欲望的同时，开启了掠夺自然的死亡之门。这种立场与浪漫主义者显然相通。但另一方面，他对自然的认识要比前者更为客观具体，由此造成对自然的认同也比前者更为全面和彻底。由于视自然为这个世界最渊博的训导者，怀特能始终以一种虔诚的磋商态度来与自然打交道，努力以一己自觉的实践合上自然的节奏，从而在朝夕观对中，不着痕迹地宣导了一种唯有尊重自然才能增进幸福的道理。

　　其时，受现代物理学既定范式的影响，同样热衷于观察记录自然、有“第二亚当”之称的瑞典植物学家卡尔·冯·林奈（CarlLinnaeus）崇尚理性，为把前人全部动植物知识系统化，他摒弃按时序命名的人为分类法，创设出一种定义生物属种的新的原则，并以此为基础，建起了为世人景仰的“帝国式的自然观”。怀特与之也不同调。尽管他被推称为英国近代生态学的鼻祖，达尔文、斯宾塞和赫胥黎等巨人的先驱，并且作为博物学家，他对自然的记录完全具有成为经典的可能，他的《自然史》也因此被人称为“亚当在天国的日记”。但他拒绝用冷静到淡漠的理性态度对待自然，也无意于构建宏大森严的纯科学大厦。相反，取一种田园主义的态度，力求用自然的观点来解释万物的活动，又倡导人应该在与所有有机体的和谐共存中，过一种简单纯粹的生活。这种追求在气质上显然更接近浪漫主义，所以后人不把他的记录视为简单的“科学博物”，而更愿意称它为“人文博物”。

　　对更多读者而言，怀特的记录洋溢着隽永的田园趣味，文体清省简畅，描写婉娩如绘，是最可看入的文类。尤其是，在摹状四时景态过程中，他时不时会添入自己写的小诗，最逼真地保存了塞耳彭新鲜的气息与别样的姿媚，展示了“科学与文学结合”、“自然与艺术结合”的高超才能。因为这样的缘故，他的《自然史》在备受同代人的冷落后，开始被收入各种丛书，成为英语世界印刷频率第四的图书，他本人也被后人奉为当之无愧的诗人与自然文学的鼻祖。从此，塞耳彭改变了，从默默无闻的乡村，变成了许多人向往的圣地。

　　程虹的《宁静无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8月），对这一变化有过详细介绍。当我与作者一样来此朝拜，登上村西南高丘，眺望远处哈特利农场，再回看身边那片牧羊的丘原，以及旁边山坡上的长树林——在怀特书中，它有一特别的名字叫“垂林”（Hanger），然后由他们兄弟开辟的叫“Zig-Zag”的小路，下到同样为书中一再提及的“耍闹场”（plestor），真有一种时空穿越的错觉。因为路两边，依旧是最常见的山毛榉，怀特曾以欣悦的口吻，夸扬过它们皮叶的光泽与垂柯的优雅；林子中，不时传来的也仍然是画眉和布谷鸟溜利的鸣啭……光影攒簇，声色交至，那打动过怀特的风景，同样打动后来的我。

作者没有说错，怀特真称得上品类万物的巨匠，描画风景的圣手。晨起入画的薄雾笼晴与向晚微哀的轻烟袅树，并紧接着浩荡的风高响作与月动形随，这一切在别人都轻轻放过了，或者虽竭情铺陈都没留住，独他能悉数收览，为后人驻景，往远了说，是接续了从中世纪乔叟以降，一直到文艺复兴时代莎翁的余绪；往近了说，则奠定了近代以来英国人特有的渴望与乡村同在的传统。记得上世纪，鲍德温（Stanley Baldwin）爵士曾说过一句让人印象深刻的话：“英格兰即乡村，乡村即英格兰”；中国人更为熟悉的是林语堂的夸扬：“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其实他们都应该感谢怀特们，是他们殷勤的观察与书写，在养成英国人独特生活观的同时，赋予了这些名言以实在的质感。

　　或以为，怀特终究是一个博物学家，将他推为文学巨匠未尽妥当。但说这话是忘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他所看到的世界与别人是不一样的。那时许多人是“以我观物”，目的在让物为我所用；他心境澄明，是“以物观物”。由于是“以物观物”，就能做到不以人灭天，并忘我而万物归怀。这正是美的境界，诗与艺术的境界。

　　怀特死后5年，华兹华斯的妹妹多萝西开始动手写《奥尔夫克斯顿日记》，以后又连续写出《高山漫游日记》和《苏格兰旅行日记》。最著名的那本《格拉斯米尔日记》，是1931年人们在其兄妹居住过的“鸽舍”（DaveCottage）的谷仓中发现的。此书后由倪庆饩译出（花城出版社，2011年8月）。将其中文字与《自然史》对读，就更可以理解，为何怀特与诗人兄妹一样，完全当得起“大自然歌手”的称号。

　　山上，还有塞耳彭唯一的一座教堂，哥特式的圣玛丽教堂，建于亨利七世时代。再寻到怀特的故居，如今已辟为博物馆，里面的藏品并不丰富。由此100米开外，就是他的长眠之地了。相信一掠而过的观光客肯定不会留意，即使有心的朝圣者也不一定能找到，这个与其他几个坟墓杂处在一起的低矮的圆石墓碑，是这样谦卑地局处在教堂北侧墙根的阴影下，简朴到让你没法想象。

　　但感叹归感叹，不能不承认，那高贵且闪动着诗性的自然书写，早已随庸常的生活散入云烟。本来，大自然是能让人栖居其间，感到无所非适，无往非得的。现在，随人的任情宰制与取用无度，这种可能性已不复存在。这个时候，想起怀特对单纯状态下人的基本情感的不经意的展示，对自然整体性与有机性的富有智慧的强调，还有更重要的，是将自然的自发性、统一性与一种更高秩序、目的相联系的处置方式，就会发现，他的意义决不仅止于形塑了后来浪漫诗人的自然观。

　　诚然，浪漫主义对神话时代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向往，对现代生态学和环境伦理学产生过深刻影响，但已有越来越多的人提到，如果说浪漫主义的有机自然观给生态革命及由此产生的田园道德论和近代生态哲学提供了精神资源和思想基础，那么这种资源与基础的最初提供者除了卢梭，就是怀特。就是达尔文，也是受到怀特的影响。达尔文主义的正式诞生，正肇始于16岁生日时，他从舅舅那里得到的那本《塞耳彭自然史》。

梭罗这个长期隐居在家乡康科德郊野的美国人，现在为很多中国人所熟知。他不仅常提到怀特，在生活中还处处效仿怀特。还有利奥波德（AldoLeopold），这个早年联邦政府林务官，后因强调“土地伦理”（LandEthic），被誉为环境伦理学先知的狩猎爱好者，在威斯康星河畔农场按季节写“木屋随笔”，描绘自己所钟爱的“沙乡”风景，也是受了怀特的启发。西方生态伦理学领域新起的“深层生态学”强调以生态学的原则指导人的生活和信仰，从而实现人的“生态自我”，这简直可视作是怀特一生实践的最好回响。至此，他的《塞耳彭自然史》俨然成了20世纪生态主义者的圣经。

　　至于在文学界，随20世纪后期绿色运动的兴起，西方文论界新起一种生态批评（ecocriticism）。它调动生态学基本观念来审视文学创作、批评与接受，倡导从生态整体性与平等性原则出发,阐释与评价文学，实现文学中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中心主义的转变。其代表人物、哈佛大学的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Buell）和利物浦大学的乔纳森·贝特（Jonathan Bate），不仅借鉴哲学、史学与心理学，也吸收人类学与文化地理学成果，其共同的兴趣都在“田园文学”，都试图通过对“地方”（place）的强调，致力于文学与环境关系的开显。这些也都与怀特的影响分不开。

　　如果再将这种影响放置在西方文化整个大背景来考察，类似狄德罗“倘会思考的人类消失，地球将一片荒凉”，还有康德倡言“人为自然立法”，乃至黑格尔将自然美置于“前美学阶段”，人们对自然的轻忽、扭曲与“审美剥夺”的悠久历史，则怀特对自然的态度就更凸显出了不起的价值。至于随着生态中心主义过分强势，类似海德格尔所主张的生态人文主义以一种存在论的姿态，超越生态中心主义的认识论。这个过程中，怀特所实际秉持的人文与自然相结合的田园主义价值观仍在闪光，并没有丢失。他虽没有系统地展开宏大的理论分析，却完整地凸显了自然本身。他告诉人，自然的作用远比人想象的要大，所以它的结论也更让人信服。

　　那么，从来亲近自然的中国人遵从过这种结论吗？或以为，我们的先人“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进而“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并因“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而广有博物传统。相关的典籍，见诸地理方志与农书谱录，尤其《异物志》《博物志》以下，有《续博物志》《广博物志》《博物志补》和《博物典汇》等书，演成悠长的历史。后来学者于此更有分疏，指出中国传统的博物之学是“关于物象以及人与物的关系的整体认知、研究范式与心智体验的集合”，它与方术一起，“同为构建传统中国知识与信仰世界的基底性要素”（余欣《敦煌的博物学世界》，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12月），与西方的“natural history”并不完全对应。但或许就是因为这种不对应，这些传统典籍，包括众多的舆国方志与山经海纪，只是多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再增以人物，偶及艺文，要在为体国经野之实用，或仅为逞奇爱博之侈谈，纯自然的探索并不多。

又或以为，我们的先哲也曾提倡“道法自然”，并教人以敬天为正，妄作为凶。但这样的训教之所以为人不时提及，照见的不是自然的被重视，不如说因其常受人冷落更确切一些。因为这个缘故，尽管汉唐以降，历朝历代，我们从不缺息影自然的隐士，但细审而熟视之，有时皆不过是披褐的士夫。其携朋小饮，招友剧谈，周游于青山绿水，消闲于瓯茗垆香，是常拉自然为个人背书，充雅集的触媒而已，故程式化的骚情发抒与徒托空言尤多。当然，也有感时世艰难，人情冷暖的，乃或见月怀人，听雨伤别，进而由现世的污浊，想到自然的高洁；由人间的刻意，想到自然的无为，但或用比德自况一己的人格，或以花开花落印证缘起缘灭，重点均着落在自己，而非自然。其情形与18世纪浪漫诗人为逃避现实,转向潜意识的神秘世界与梦境乌托邦有些眉目相似，比之怀特们一生无条件地归服自然，并所有才智悉数投诸自然的“博物人生”（living as a naturalist），以及将科学价值和宗教价值交织在一起，不经意地成为哲人；又将自然与美融为一体，自然而然地被推称为诗人，不能不说略述一筹。也因此，我们终究不能真的认识自然，并有时候反而离它越来越远。

　　以至今天的中国，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生态保护比任何时候都更受国人的关注。当此际，在呼吁针对性地解决具体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否应好好想想，该如何学习别人的文化，并有以参合和赓续自己的传统？还有，该如何复兴“自然教育”和“博物学教育”，进而让人真正理解，其实当代人也需要一种“博物学生存”（livingas anaturalist）？

　　让人稍感欣慰的是，现在我们也有了类似更真切的书写，可驳正自以为对自然拥有权利的科学的片面。像刘华杰的《檀岛花事》（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7月），用第一人称日记体，洋洋三大册860页，详细记录夏威夷植物的多样性变迁。与许多人一样，作者也特意拜访过怀特的故居，白天流连于垂林的山岗，晚上回到住地看《怀特传》，听人读《博物史》。有感于这门学问有数千年历史，它所涉及的知识、情感和价值观，除了可为解决许多全球性问题与未来科学发展提供启示，还对个体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个体如何去感受世界具有指导意义，他在多个场合表达了要将人的视野重新拉回自然的意思。

　　当然，对像他这样的作者来说，更有说服力的或许还来自于眼见的现实。本来，乡村一直在19世纪中期以前英国人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此后，英格兰几百万英亩的土地被逐渐划成了棋盘格用以开发，到20世纪30年代，住宅进一步侵占了几万英亩林地，公路网与加油站带来的噪音、污染，迅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严峻的形势直接促使了英国“乡村保护运动”（CPRE）的兴起，以及1947年《城乡规划法》、1955年《绿化带建设法》的出台。此后，那里有了专门的文化保护机构，主管英格兰境内自然遗产的有英国自然署，主管乡村文化遗产与景观保护的有乡村委员会。

　　现在，那里的人们又发起“转型城镇”（Transition Town）运动，强调不依赖企业提供的外部资源和能源，仅依托在地居民的能力与激情，利用自然环境及当地资源，直面地域内的问题。由于类似工作的有效出色，眼下英国成了欧洲唯一一个人口从城市向农村“逆流动”的国家。

这样的现实，也为我此次在英国旅行所亲见。我在苏格兰投宿的那户人家就是从爱丁堡迁来的，女主人是劳伦斯的粉丝，某天端上早餐，怎么着就和我聊起了他的小说。但她感兴趣的不是中国人熟悉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或《恋爱中的女人》，而是其创作中期，如何将目光转向大自然，用生动的语言，表达对鸟兽与花草的喜爱。她说到劳伦斯痛惜城市被污染，不胜憧憬田园生活时的表情让我印象深刻；待说到小说家常赋予笔下动物以人格化特性时那种欣悦的眼神，以及他如何开始“野蛮之乡的朝觐”，并在原始世界中寻找属于自己的乌托邦——拉那尼姆（Rananim）时，整个人似化身其中了。直到发现我盘中餐冷，才收住话头。

　　劳伦斯也是对欧美自然文学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作家。这让我意识到，几个世纪以来英国人之所以能留下这么多出色的自然书写，乃至有这么多关于田园道德与生态哲学的讨论，绝非偶然。在他们看来，所有关于自然与生态的书写，其实都是有关自我的书写；而“自然的堕落”，一如乔纳森·贝特所说，都“隐含着人的堕落”。他们没法让自己为了物欲的实现而放行这种堕落。

　　不过，让人深感遗憾，全球化也开始渐渐抹平了新一代英国人对自然的敏感。几年前，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的《牛津初级词典》（Oxford Junior Dictionary）已经删去“crocus”（番红花）、“almond”（杏仁）和“catkin”（柳絮）、“chestnut”（栗子）等词，代之以“celebrity”（名人）、“cut”（剪切）、“paste”（粘贴）和“broadband”（宽带）这样的新词，当时招致许多批评。最近，其编撰者基于使用的频率，在新版中更删去“aisle”（教堂走廊）、“bishop”（基督教主教）等与宗教相关的词汇，还有“acorn”（橡子）、“buttercup”（金凤花）、“conker”（七叶树果实）和“buttercup”（毛茛属植物）等50个与自然及乡村有关的词汇，代之以“blog”（博客）与“voicemail”（语音信箱）等新词，再次引起轩然大波。

　　已有教师明确反对在面向7岁学龄儿童的词典中删去这部分词，近30位作家更联名致信出版社表达忧虑。在他们看来，失去这些词汇显然会有碍上述传统的延续。而传统断裂导致的儿童自然特性的缺失和不友善、反社会行为的增加，必将在日后证明这种鲁莽的增删是一个多么“可怕和欠缺考虑的决定”。

　　不知道出版方最终能否改弦易辙。或许他们觉得，相较于人类日渐普遍的物化生存与虚拟生存，博客、语音信箱比橡子、金凤花要重要得多，大数据、云计算比博物学以及对博物富有诗意的书写更值得关顾，但是后者果真这么容易就被回避或替代？我们的究问固然不易被采纳，那就听听19世纪同样受怀特影响的西敏寺教堂主教、著有《鸟类驯服史》等多部博物学著作的阿瑟·斯坦利（Arthur Stanley）的说法吧：“有意以惊叹和崇敬的态度研究任何学科的博物学，必能增强一种信心、爱心和希望，这种信心、爱心和希望也正是每一个人在穿越人生的荒野途中所需要的。”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来源链接:http://news.cssn.cn/xr/xr_xrf/xrly/201504/t20150417_159094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