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和他的朋友们：不倚不傍，独立不悔

来源:共识网-作者赐稿作者:刘笑天

原题：不舍众生 兼济天下——梁漱溟先生乡村建设暨生平侧记

　　2000年夏季因事赴山东邹平，得以专程拜谒梁漱溟先生墓地。墓址坐落于“小黄山”半腰，面南朝阳。空旷干燥，惠风和畅，顿觉天高地远，天地之间流动着浩然丰沛的正气。这感觉并非得之于自然山川，而是获自于长眠于此的这座文化昆仑——假若没有梁先生，此山只是一座普通的丘陵而已。相形之下，到处充满喧哗与骚动的山陵反而显得得萎缩渺小，这位先贤的气韵和精神是任何商业秀压制不住的。然而先生很落寞，把他埋葬于此的后辈并没有读懂他的精神世界。那本是一座蕴藏丰厚的富矿，而它的继承者们孜孜以求的是另一个世界的产品，甚至懒得继承与发现身边的宝藏，他们是一群富有的赤贫者。

　　先生的纪念馆位于当年乡村研究院的旧址，现在是一座示范性高中，大楼煌煌以升学率著称。当年此校向赵朴初先生求题校匾，声明是梁先生的第二故乡，并要在校内建立梁漱溟纪念馆。从不滥题的朴初先生欣然命笔。如今，居士西驾墨宝犹存，小黄山上许多贤达名士的挽联俱在，但是同样非常落寞。这里也曾是范仲淹的第二故乡，当年范文正随母改嫁流落于此，少年苦读常年不辍，开启了中国士人“先忧后乐”精神长河的源头，在华夏文明心灵河床上绵延不绝。而今安在哉?

　　梁漱溟研究虽然不是显学，但是得到了海内外众多人士的关注。然而梁先生作为教育家的这段历史，却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聪明的当代人习惯于在书斋里爬罗剔诀，在电脑上指点江山，然后撰写论文专著，去评奖、去评职称、去争取科研经费。梁漱溟当年的实践与躬行为他们的成果提供着用之不竭的材料，梁先生的精神却在被他们扭曲着、放逐着。

　　在为梁先生题写的挽联中，以冯友兰先生的最为引人注目：“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直言。”作为梁先生的弟子、朋友，同为新儒学的代表，耐人寻味的是，冯先生对梁的教育活动并没有进行明晰地评价，而对那段“雅量之争”中梁先生的气概大加褒奖。所以说，冯先生的挽联虽然堪称绝对，放在梁先生邹平墓地却不是最中肯的。

　　张中行先生《负暄续话》中有一篇《梁漱溟》这样评论梁先生：“至少就气质说，梁先生呢，与其说近于写《乌托邦》的摩尔，不如说近于写对话集的柏拉图。或者再加一点点堂吉诃德，因为他理想种种，放在概念世界里似乎更为合适。梁先生是地道的理想主义者，甚至空想主义者。”梁先生身上背负着浓厚的理想色彩，无疑是地道的评价。当他却不是一个空想者，他是一个思想者，却更是一个实践家。菏泽办学、河南办学重在行动;邹平乡村建设长达七年，蔚为大观同样获自一个行字;办报建党、奔走和平全凭投身实践;廷争面折、孤身论辩以人格书写精神;以衰朽之身举办中国文化书院传承文化薪火还是一个行字……由此看来行公显然错解了他的北大先辈。张先生还精通佛理，他《负暄三话》之名篇《钟叔河》，赞誉钟叔河不为己身打算有什么牢骚，而是有悲天悯人之怀，总想到大处。进而感慨：“我之所求只是罗汉果，他则一贯修菩萨性。仍有大小之别，我是小乘，他是大乘。”同样精通佛理的梁漱溟先生，所信奉正是大乘佛法，他在与美国学者艾恺的问答中说：“小乘是罗汉道，大乘是菩萨道。他不出世，它的话是这么两句‘不舍众生，不住涅磐’，它要怎样呢?它要回到世间来，它不舍开众生。”曾经执意出家的梁先生最终选择了大乘佛法，在不断地涅磐中始终关爱着他的芸芸众生;作为“最后一位大儒”，他选择了“兼济天下”，无论闻达还是穷途，无论做客庙堂还是身在江湖。中行先生修身洁行，惜乎像乃师苦茶斋一样器具不广，误读梁先生的菩萨心肠、圣者情怀当然在情理之中。

　　一

　　梁漱溟祖籍广西桂林。自曾祖赴京会试中进士后居北京。

　　父梁济(巨川，1858—1918)27岁中举，40岁时才踏上仕途，曾做过教谕、内阁中书，民政部主事。官不大，口碑却隆。“吾最得意之事，肩挑负贩、拉人力车者多识我。常于途中遇褴褛苦人，大呼曰：‘梁老爷，你好吗?’”时有赶驴车者见之，居然叫出他的名字，请他上车。《清史•忠义：梁济传》有载：“济以总局处罪人，而收贫民于分局。更立小学，课幼儿，俾分科习艺，设专所授之，费省而事集。”

　　在梁漱溟心中，父亲“是一秉性笃实底人，而不是一个天资高明的人。他最不可及处，是意趣超俗，不肯随俗流转，而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

　　梁济60岁生日前夕，为准备给他祝寿，家人进行大扫除。他因此到朋友家小住，说生日那天回来。谁知生日前三天即民国七年十一月十日，他却自沉于别墅附近的“净业湖”。遗书《敬告世人书》中说：“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因遗书中出现“殉清而死”四字令人费解，有人称他“梁疯子”。逊帝溥仪下诏追赠谥号。早在民国元年，梁济就首次向神明、父灵起誓殉清，并着手写遗书。见民国后社会道德继续沦丧，甚而变本加厉，故“尸谏”。此为一说。据培恕告诉笔者，其祖父写遗书时，连朋友的生日也未忘记，将准备好的贺仪留在了桌子上。他是理智的。而梁漱溟将其父自杀的原因归于精神耗弱所致。梁济在遗书中说：“中国每个朝代灭亡都有人或许多人为之殉，清亡无一人殉，这在历史上是可耻的，既然如此，我来做这件事。”

　　梁漱溟深感：“我最初的思想和做人，受父亲影响，亦就这么一路(尚侠、认真、不超脱)。”父亲从小对他实施“宽放”式的教育，给其自由，任其“瞎闹”，发现不对，点到为止。梁漱溟追忆儿时趣事时说：他积蓄的一小串铜钱不见了，吵闹不休。父亲在庭前桃树枝上发现，让他去看。梁漱溟看时，见树上有父亲写的小纸条：

　　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寻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亲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

　　梁漱溟到读四书五经的年龄了，乃父不使其读，而令其学习《地球韵言》。青年梁漱溟拒绝家中提婚要求，想出家当和尚，其父虽不以为然，但也不明示反对……梁漱溟在处事做人上深得其父精髓，17岁时，梁济赠其两个字“肖吾”。民国以后，父子对时政见解的分歧日益增大，但父亲只表示自己的主见而已，对儿子参加革命活动并不加干涉。梁漱溟年轻时因思考人生问题不得其解，多次想自杀，而自他父亲自杀后，他倒开始看重自己的生命，坚信在完成复兴儒学使命之前不能死，不会死。

　　梁漱溟，原名焕鼎，字寿铭。20岁时在《民国报》当记者，发表文章时常用的笔名是寿民或瘦民。那时他年轻，当外勤记者，上跑总统府、国务院，下访学校团体，政治新闻、市井民生都是笔下文章。当年袁世凯在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他作为《民国报》记者亲眼目睹。他晚年回忆说：“袁世凯与我们记者近在咫尺。他矮墩墩的个头，光着秃脑袋(帽子拿在手里)，留着短须，已有几根花白，胡须周围和两颊都没有修刮干净，一套军服也是皱巴巴的，与大总统就职的庄重典礼很不相称。”当时的《民国报》总编辑是孙炳文先生，一次兴之所至为梁题写一扇面，不知出于何意，将上款题为“漱溟”。“正中我意”，梁觉得此名很别致，自此始将梁焕鼎正式易为梁漱溟，并沿用终生。

　　1917年初，由当时的教育总长范源廉引见，梁漱溟拜谒刚刚就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本意是拿此前发表于上海《东方杂志》的长文《究元决疑论》向蔡先生求教。不料蔡元培事先已读过此文，大加赞誉，更出人意表的继而邀请梁漱溟赴北大任教。梁漱溟不敢承当，表示不懂哲学。蔡先生热情地申说：“你说你不懂，但又有谁懂呢。我们把一些喜爱哲学的朋友聚拢在一起，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么可以不来呢!来北大，你不要以为是来教别人的，你把到北大当作共同学习好了”蔡先生的诚恳打动了梁漱溟，他怎么会不愿来北大学习呢。于是只有高中学历的梁漱溟便进入中国的最高学府，开设“印度哲学”，后讲授“儒家哲学”。是年24岁。

　　这件事流传在民间的有多种版本，譬如传言先生考北大未果发誓将来一定要做北大教授云云。其实如果按照今天的标准，当时北大教授的学历大多不合格。新文化运动的诸位主将，陈独秀、钱玄同、周氏兄弟不说，家喻户晓的博士之冠胡适当时也并未荣膺学位。而这种例子在当时和此后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名单：钱穆、沈从文、陈寅恪、傅斯年、罗家伦、章士钊、李大钊……时过境迁，据说今日高校青年教师已经成为考博士的主力军，然而多急功近利，潜心做学问的并不多。重学历无可厚非，但支撑学历的应该是面壁十年的精神，现在却剥蚀在喧哗与骚动之中了，我们也因此错失了的梁漱溟、钱穆们。我们还可以预想：假如规定公务员系列的某个级别必须由博士充任，那我们的局长、处长很快会普及博士学位，即使是北大博士也并非海市蜃楼。而这，将意味着一个民族道德底线彻底崩溃。

　　据梁先生回忆，当时哲学系的学生多于他年龄相当，后来成名者如冯友兰、朱自清、顾颉刚、王昆仑等，有的甚至已近三十，如谭平山。教室原来安排在一院红楼，但容纳不下不得不迁往二院马神庙阶梯教室。注册学生九十多人，听讲者却有二百多位。因为北大对外开放，这些自由听讲者来自四面八方。其中不乏名流，军界前辈伍庸伯、江苏江问渔界年近四十，天天听课不辍。辛亥元老张难先，被称为湖南三怪之一，听课时已近五旬。

　　当时哲学系师生合影，蔡元培、陈独秀、梁漱溟均在其中。梁先生正襟危坐，陈先生不拘小节，后来学生把照片呈给陈独秀，他评价说：“很好，就是梁先生的脚伸得太远。”学生答曰：“那脚是您的。”梁漱溟评价称独秀“精辟廉悍，每发一论，辟易千人。”又直言陈：“细性不检，予人口实。”梁漱溟与共产党的另一位创始人李大钊关系密切。大钊先生被害后，身后萧条艰与入殓,北大教授募捐救助，在外地的他捐资50元并且撰文怀念老友。文中对未能帮助大钊先生逃生愧疚不止，自责之情溢于言表。

　　可并不是所有听讲的学生都是钦佩这位主讲教师。彭基相、余光伟与梁老师意见相左，而且公开对旁人说：“我是来听听他荒谬到什么程度的。”老师不以为忤，而且以为这些正可以映照当时学术气氛的浓厚。同样的事情不止发生在梁漱溟一人的课堂。胡适初登讲堂，国学底蕴深厚的学生傅斯年连续问难，使当时暴得大名的海归博士不敢浮躁而沉心静气，专心研究问题，终成开一代风气的大师，而且与傅斯年成为终生至交。当年胡适、梁漱溟们在北大讲堂纵横捭阖、开启民智，成就了北大神话，其实又何尝不是北大讲堂、北大学子、北大学风养育成就了他们。2006年冬天，超女周笔畅到北大举办歌友会，尖叫声、雀跃声此起彼伏，与当年讲坛的问难答疑两相对照，令人嘘唏不已：一样热烈内涵却着实两样。

　　七十年后，耄耋之年的梁先生怀念蔡元培先生:“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等，是因蔡先生引入北大得到抒发的人，而我则不是;我是为蔡先生引入北大而得到培养的一个人。”他深情地说：“而今我已九十有五，追忆往事，真可谓培育之恩，没齿难忘。”这一年恰逢纪念北大九十周年校庆。

　　蔡先生遽归道山之后，回望五四，梁先生独出机杼：“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在于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许多人参预其间，然而细数起来，却必要以蔡先生居首。”论年辈，蔡元培长梁漱溟26岁，然而任教北大七年之间，书信往返往来，蔡必称梁为“漱溟先生”。梁先生说：“盖在校内原为校长教员的关系，不敢不自尊，且以成蔡先生之谦德。后来离校，我每次写信，便自称晚学了。”

　　民国九年秋天，梁启超先生由林宰平先生引导，偕同蒋百里和长子梁思成，到后辈梁漱溟家中，与他一起切磋佛学佛理。当时梁漱溟藉藉无名，梁任公名满海内。后来每当提起此事，梁漱溟感念不止。梁启超与乃师康有为因道不同而分道扬镳，可是当康有为七十大寿，梁漱溟亲见任公先生恭笔正楷，为老师书写寿联，尊师之情可见一斑，也令梁漱溟由衷敬佩。

　　由此联想到另外一件事。

　　1901 年，因政见不同，章太炎给他的老师俞樾写了篇《谢本师》。这里的“谢”，是拒绝、辞别的意思，不是感谢。后来章太炎的弟子周作人，也因意识形态关系，写了《谢本师》。抗战期间，周作人落水当了汉奸，他的学生又写了《谢本师》。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有名的三篇《谢本师》，之所以有名，是因为这种做法，代表了现代中国教育的一个特点——尊重真理胜过尊重师长。“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确实是现代中国的一个特点，很多人都表示激赏。但在这里提供另外一个思路，即章太炎的另一个弟子鲁迅，他是如何处理师生关系的。

　　根据许广平回忆，晚年鲁迅对章太炎其实很不以为然，因其提倡复古。但即使这样，鲁迅提到章太炎的时候，依然非常尊崇，总是称“太炎先生”。而对章太炎晚年的行为，也能作出公允的评价——既有批评，但不改敬意。1936年6月14 曰，章太炎逝世;当时也已经病重的鲁迅，在10月6号和10月17号连续写了两篇文章《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两天后，也就是10月1 9曰，鲁迅去世。这两篇文章，都是对太炎先生曾经给予他的积极影响表示感激，对太炎先生在革命史上的意义表示赞赏，虽然也对他晚年的一些行为表示不以为然。在私人通信里，鲁迅说得更明白。1933年6月18曰的《致曹聚仁》，也提到这个问题。信里说：“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此颇有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学，后来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了，后来他主张投壶，心窃非之，但当局要没收他的几间破屋，我实不能向当局作媚笑。以后如相见，仍当执礼甚恭(而太炎先生对于弟子，向来也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自以为师弟之道，如此已可矣。”

　　梁漱溟品评人物像鲁迅一样秉承直道，对挚友、政要乃至尊长一概如此。梁漱溟对梁启超向来敬重，然在纪念梁启超一文中不独表彰他的功德，还评判他在政治上的得失;又与熊十力交谊亦深，但在追忆熊的文章中亦“指摘”其著述有粗疏和错失。梁认为“学术天下之公器，忠于学术即吾所以忠于先生”，以为只有此举才不负40年的交谊。

　　梁漱溟就是这样的一个“怪人”。但他的这种处友方式，他的迂阔与率直，在同辈学人中并非独此一家，这是属于公议和大德，并不妨碍个人的情谊和交往，有些情谊甚或维系终生。尊师之道、交友之道折射的是做人的底线，无论是抨击旧礼教的人，还是维护旧法统之人，他们都能够坚守精神的堤坝，而这种准则几乎成为那一代学人的集体无意识。

　　二

　　梁漱溟不是一个沉于书斋的学者、思想家，更是一个难得的实践者，毕生都在为自己的理论和主张而实验，而实践。他是一个特别注重实践的知识领袖。他曾讲：“我原是一个不学的人，更且从来不存成为学者之一念”，研究问题的目的“归结在行动”。他一生的许多“行动”是在山东进行的。在这里，他进行教育改革，进行乡村建设实验，还做了一些政治斡旋。这些活动，关涉他一生的功过、毁誉。

　　梁漱溟在山东最早的实验是菏泽办学。菏泽当时是曹州所辖的一个县。

　　为什么要进行教育改革?梁漱溟认为，中国传统教育的主要弊端是脱离现实，教育不能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而现代西方教育的主要毛病是不重视道德人文教育。而当时中国的学校教育，正同时存在这两种弊端。

　　梁漱溟认为，这种教育发展下去，与中国的现实无益，与中华民族的前程有害!教育必须改革。梁漱溟想通过实验，推行一种注重全面发展，注重与劳动结合，注重道德建设的新型教育。这种教育的形式，类似于孔子讲学和宋明讲学，讲学者与追随者亲密无间，师生间互相激励、互相切磋。

　　1924年，梁漱溟带着他的三个学生来到山东，接任了曹州中学校长的职务。曹州中学是王鸿一和梁漱溟计划中的曲阜大学的前身。首届高中班只招收了80人，分两个班。能否入学将根据报考者在两次考试中的成绩来决定;第一试考查国文、外交及常识;第二试为口试，测定未来学生的“品质和态度”。道德和精神是录取的最后标准。

　　梁漱溟在曹州中学所进行的改革，实际是他所追求的社会改革的一部分，在这里，他主要做了这样一些实验：

　　———与学生在西式学校中所接受的那种机械的知识训练不同，梁漱溟的学校致力于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教育，尤其注重情感和道德教育;在知识训练方面，注重小团体和自学，尽可能减少对正规课堂教学的依赖。

　　——学生每天都从事日常的手工劳动，不用校役的帮助，负责学校的校务维持工作。

　　——学校取消了固定的费用和学费，代之以根据学生家庭确定费用。

　　梁漱溟在山东曹州的办学实验，只进行了不到半年就中止了。个中原因不详，但不顺利或者说遇到挫折为明显的事实。1925年春，梁漱溟郁郁不乐地回到北京。对赴曹州办学之举“深有所悔，归来之后，乃为三年不出之计。于各方约聘，概辞不赴，不论什么事也不担任。原意是有点长进，再出来做事。”可以想见山东的办学失败对他的打击。

　　梁漱溟是不甘寂寞的人物，沉寂一段时间后，他又开始了新的探索。1927年左右，他很自信地宣称，找到了中国发展的新路，这便是“乡治”理论，即后来的乡建。何谓乡治，他说，“简言之，即从乡村入手，改造旧中国，建立一个新中国。”梁漱溟把乡建看做中华民族的自救之路，而且是惟一的自救之路。一旦有了新的主张，梁漱溟便抛弃先前的犹豫与彷徨，开始把理想付诸实践的尝试。

　　梁漱溟投身乡建，与老朋友王鸿一的邀请分不开。当时，王鸿一与梁耀祖、彭禹庭等正奉河南省政府委命筹办河南村治学院，王鸿一诚邀梁漱溟参与。1930年1月，学院开学，梁漱溟担任教务长并主编《村治月刊》。

　　由于支持他们的冯玉祥在河南军事失败，加上另一支持者韩复榘调到山东任省政府主席，学院没有了政治靠山，办不下去了。征得韩同意，他们决定把乡建的实验基地迁往山东。新的基地设在邹平，学院易名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梁漱溟与军阀韩复榘的交情不薄。

　　在许多人印象中，历史上的韩复榘不过是一介武夫，自然是与文化无缘，更与文化人格格不入了。然而，当我们走近真实的韩复榘时，却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当代山东著名学者、教育家徐北文曾撰文称：“韩复榘在西北军以能诗文、擅书法发迹。他在山东主政后，把一些术士、僧道统统赶出衙门，并重用何思源、梁漱溟、赵太侔等新派文人。韩与张宗昌的不同，是有文野之分的。”

　　韩原是冯玉祥旧部，当过冯的“司书生”。因韩念过私塾，读过四书五经，写得一手好字，又善战，深得冯玉祥重用。冯治军甚严，韩某次不服军令，冯当众训斥，令其滚，并罚跪于会场外墙根下。散会后，冯怒气未消，又给他一耳光，才说“起来吧!”韩复榘一气之下带领部属开往山东。恰冯玉祥正与蒋介石混战，蒋介石乘机任命韩为山东省主席，统治山东八年。

　　韩复榘对梁漱溟非常尊重，当面称之为“梁先生”。凡梁所提建议，韩多采纳。

　　起初，韩复榘划邹平、菏泽、济宁三个县为乡村建设实验区，以后扩展到2个专区(菏泽、济宁)共19个县，所有专员、县长和保安司令都由乡建派人士担任。仅菏泽几个县就前后训练约5万人的地方自卫武装。抗战爆发后，韩将菏泽一带的自卫武装编成一个4000人的补充旅。以后这个旅又被何应钦补充到中央军，编入炮兵。何高兴地说：“山东人身高体壮，可以当最好的炮兵。”听者有的灿然，有的悚然。

　　由于“乡村建设研究院”掌握了地方军政大权，当时人们称其为“第二省政府”。

　　韩复榘后来在抗战之初不战而逃。蒋介石为杀一儆百或剪除异己杀了韩复榘。梁漱溟谈对韩的印象时称他读过孔孟的书，并非完全是一介武夫。

　　1930年9月，中原大战后，蒋介石为拉拢和奖赏对晋军作战有功的韩复榘，任命韩复榘为山东省政府主席。1931年1月，刚刚主政山东不久的韩复榘，对应邀前来济南的梁漱溟等提出在山东从事乡村建设的设想和要求表示热烈支持，并答应先划拨10万元作为开办经费。经过一番讨论，稍后，梁漱溟起草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为什么叫乡村建设?梁漱溟解释说：“因当时人们都在提倡建设……而山东的做法重点是从事乡村的建设以示他处之不同。”

　　按照梁漱溟的意见，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所在地应当离济南较近，但又不能太近，交通必须便利，政治上没有太大的干扰等。当时山东108县分列三等，邹平属三等，县不大，据当时的资料介绍，邹平县共有32496户农民，其中无田者2540户，占地百亩以上的373户，占地200亩以上的37户，基本没有大官僚或大地主的干扰。从地理位置看，它位于胶济铁路沿线，离济南、周村较近，交通在便与不便之间，相比较而言，邹平自然条件、地理位置都比较理想，因此成了从事乡村建设实验的基地和中心。为使计划尽快实施，梁漱溟等先期来到邹平，着手筹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经过几天的实地考察，最后邹平县城东门外路北一处占地30余亩的旧盐店被选为研究院院址。

　　来邹平时，梁漱溟不过38岁，听说他来领导乡村建设，地方上的几位乡绅颇有些不服，风言风语难免传到梁漱溟耳朵里。一天，梁漱溟到乡下视察，顺便请这几位乡绅来研究院做客。没谈几句，几位老先生就以四书五经、宋明理学请教。梁先生引经据典、对答如流。之后，又与他们谈西学，谈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特点等，几位“足不出户”的老先生顿时傻了眼。走出门来，一位老先生摇了摇头说：“没想到这位先生年纪轻轻，几能学贯中西，佩服啊!”

　　梁漱溟自称是“一向喜欢行动而不甘座谈”的人，就像那发誓填海的精卫鸟，一旦认定了行动方向，便颇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绝和信念。

　　办学事宜确定后，在组织民工修建办公、教学用房等的同时，当年4月28日，研究院派出多路人马分赴济南道属27县，开始招生。生源除研究部学生不分县别，以有山东籍为限，一律在济南报考，其他训练部学生分设济南、邹平、泰安等5个考点报考。5月28日，各考区统一考试，最后，乡村建设研究部第一届录取新生30人，学制两年，学生在院期间除供给膳食外，月发津贴10元，外省来此上学的3名学生则自费。6月15日，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正式在邹平成立，梁漱溟担任研究部主任。

　　研究院成立后，借鉴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梁漱溟在农村着力建设各种组织，如乡学、村学和乡村自卫组织等。同时，借鉴丹麦等国的经验，相继组织成立了棉花运销、机织、林业、蚕业合作社等，并成立了农村金融流通处、农村信用合作社和邹平卫生院等，面对面地为民众服务。为宣传推广农业改良技术，梁先生自撰对联，提出“与马牛羊鸡犬豕作朋友，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受梁先生思想和行动的感召，当年来邹平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大学文化以上的知识分子不下百余人。他们穿粗布衣服，吃家常便饭，跋山涉水、上下求索，在农村执著地播下理想的种子，其中运作最为成功的，当属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

　　合作社成立前，当地农民一直种植从国外引来的“托离斯”美棉，但因品种退化，纺出的棉花只能织土布或次等布。1932年春，研究院与山东大学农场等协商，由研究院农场利用纯种“托离斯”美棉繁育良种，首批拨出棉籽2000公斤，在邹平部分农村推广，技术人员现场指导。当年秋收，纯种美棉收成喜人。南京中央棉产改进所和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评定后，认可美棉可纺42支纱，其品质在久已著名的“灵花宝”之上，获得行评第一名的佳绩，并一举打入了当时全国纺织业的重镇———上海滩，以及本省的济南、青岛等地。

　　美棉大面积试推成功后，为减少中间商盘剥，研究院决定指导农民以村为单位，成立“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凡入社社员，一律种植“托”字美棉，棉种概由总社供给。种棉有困难的，合作社可提供贷款或贷棉籽，收棉时还款。每到收棉时节，周围百里内农村纷纷用大车拉着棉花来卖。周村、张店、济南、青岛等地棉花行也来设站收购。有些外宾和要人纷纷前来参观，能得到一捆棉花或一包棉籽，都是极大荣耀。

　　邹平的乡村建设研究院，下设三个主要部门：研究部、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和农场，其它有关的设施和组织包括一个医院、图书馆、社会服务部和邹平师范学校。乡村建设研究院具备三种基本功能：1.它将成为乡村建设问题和新组织形式实验的研究中心，也就是一切乡建问题的计划、方案和政策的设计开发中心。2.它将训练乡建干部并指导他们工作。3.它将激发青年知识分子研究乡村问题的兴趣，使他们返回最需要他们的农村。

　　研究部规定只招收大学、专科或有同等学力的人员，进行乡村建设研究，全部由梁漱溟主讲。学生在学完乡建理论后，再进行各种专题的研究工作。训练部招收中等程度的学生，学习乡村政治问题、军事问题、经济问题，结业后，他们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做乡建的基层工作。

　　乡村建设研究院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推动新的乡村组织建设。山东划定邹平为实验区。在邹平，梁漱溟将从前所划分的7个区取消，按地理、习俗等，将全县划分为14个乡，乡以下为自然村庄。原有的区、镇、乡各公所及区长、乡长全取消，改为新的乡村组织。即：村设村学，乡设乡学。

　　村学是乡村改革的最基层组织。顾名思义，村学就是一个乡村校。梁漱溟认为，要管理好乡村，必须利用中国乡村尊师、重道、敬长、尚贤的心理。村学的管理机构由两个方面的力量组成，一方是校董会，由校董会聘任学长(校长)，这一般是由地方上知识开明、品德端正的人担任;另一方是教员与辅导员，由研究院受过训练的人员来担任。一方出知识、方法、思路，一方搞组织、管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组织发动全体学众(即全村村民)，进行乡村建设。

　　梁漱溟对乡学村学的领导方式有非常具体、细致的要求，这便是除去一切强制手段，官僚作风，一切行政倡议，不能急切，必须从平淡入手，通过村学乡学中的日常功课如识字、唱歌、讲话等发挥作用，真正做到社会学校化。这样，乡村管理，由过去的行政强制，改为知识道德感化。以此消除农民与管理者之间的对立，达到自治的目的。

　　各村学乡学还根据地方环境特点设立了一些实用课程。如有匪患的地方，设立防卫课程，山区开设植树造林课，种棉区设种棉知识补习班，养蚕区开养蚕知识补习班等。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梁漱溟一贯的主张。

　　在经济上，梁漱溟坚持通过土地的合作利用达到土地利用的合理化，农业经营的合理化。具体形式是组建合作社。建立合作社的目的在于“利用合作形式来增加生产————建立一个资本由大家共同支配、享受和占有的经济制度”。到1934年，在邹平已有成百上千个各行各业的合作社，像机织合作社，蚕业合作社、林业合作社、棉花合作社等。这些合作社给社员提供贷款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提供优质的粮棉品种以提高农民的收入。像棉花合作社等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在省政府的支持下，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取得了组织管理权，也争取到治安权。研究院成立了一支民团，取代了在群众中声誉很差的受雇民团和地方保安队。后者拿了人民的钱，又与土匪勾结，经常“两头吃”。研究院的民团是一支平民自卫队，它是在地方上挑选年轻力壮的青年，加以组织训练，成为一方的保卫力量。从性质上讲，它有些像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的“民兵”。民团的活动，不但解决了土匪猖獗的问题，还有效地抑制了乡村赌博等不良习俗。

　　梁漱溟还支持在邹平成立了一些类似“乡村改进会”和“忠义社”的道德协会。这些组织是在乡学村学的鼓励下，村民们以互相劝诫和相互监督为目的组建起来的。它们的目的在于清除那些在个别村或乡还颇为盛行的“落后而有害的习俗”，如缠足、抽鸦片、吵架斗殴等。有些村庄的协会还把道德劝诫编成歌谣，如许家道口村的“早起歌”就唱道：

　　黑夜过去天破晓，朝日上升人起早，勤俭孝友，慈幼敬老，乡村风俗自好，力田而食，布衣亦尊，天下将太平了。

　　在这些村庄里，协会每天要召集全村人一起“朝会”，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健身操。村民们一起唱歌、呐喊，听学校领导或某位教师演讲。

　　因为在教育、合作社方面取得的成就，邹平乡建实验开始闻名。新的实验也在不断拓展，先在菏泽，之后，当时的省政府又决定将济宁和山东西南部的13个县作为“县政建设试验区”。这样，一下子就把乡村建设研究院管辖的地区扩大了7倍。到1937年，实行乡村建设管理的县已达70多个。

　　乡村建设期间，梁漱溟还拜会过国民政府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江苏省主席顾祝同，向他们宣讲乡村建设的要义和做法。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事业在当时并不孤寂，当时中国教育正涌动着一股热潮，乡村建设颇有汹涌澎湃之势，据国民政府实业部统计，1934年全国从事乡村建设的团体达六百多个，实验区有一千多处。黄炎培在江苏昆山徐功桥进行农村改进实验;陶行知在南京晓庄进行乡村师范实验;实业家卢作孚在重庆北碚进行乡村改造;晏阳初在河北定县进行农村教育改革实验，并且由此把步履从中国拓展到国际，1987年，美国总统里根向晏先生颁发“终止饥饿终身成就奖”。并祝贺老人95岁华诞。

　　乡村建设在那时的意义远不仅是一场普通的教育实验，它负载着一代学人的强国之梦。

　　三

　　“无我为大，有本无穷”。这是梁漱溟送友人的一幅联语。对于生、死，梁漱溟“任其自然”。

　　梁漱溟信奉孔子的“仁者不忧”之说，因此他“乐天知命”。抗战期间，袁鸿寿先生在桂林七星岩请他吃素席，饭后在一株小树下聊天，恰敌机在头上盘旋下“蛋”，袁鸿寿大惊失色，要避。“而梁漱溟则镇定自若，聊天如常。”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北京人都逃出了户外，梁漱溟却安居不动。在居委会、家属的再三劝告下，最后才有几个晚上到寓所后门的草地上露宿。

　　1944年梁漱溟在民盟秘书长任上，介绍千家驹入盟。新盟员填写“入盟志愿书”并签名盖章，志愿书填好后，他又叫其当场焚毁。究其原因，民盟当时还是“地下组织”。

　　上世纪40年代，在重庆、桂林办学期间，他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之宗旨，接纳了不少穷困的学生。他明知有些师生是从事民主和学生运动的，也乐于保护。当学生被捕时，他多方奔走、呼吁，保释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据当事人回忆，当时的勉仁国专一度成为民主运动的“保护伞”和“避难所”。 上世纪20年代在北平，梁漱溟讲演《人心与人生》，要收点费，听者每人一元。这个点子是梁漱溟自己想的。他认为收一点费的目的“是真想让人来听，或因花过钱而注意听，否则不免有人随便入座并不真有兴趣听。”但他又恐怕有的学生没钱，说没有钱者可以写信给他，他可送上一张听讲券。一个叫唐君毅的学生，“受到一种精神的威胁没敢去听”。某天晚上，唐君毅收到梁漱溟托别人带给他的五元钱。因为梁怀疑唐是没钱才没去听的。当事者唐君毅晚年回忆此事时感愧与并。

　　上世纪40年代在重庆北碚办学，经济困难，为维持学校费用，他把夫人的结婚戒指都变卖了。在香港办《光明报》，他是社长，萨空了是经理，他给自己定的工资是月薪100元，给萨空了定的却是200元。因他生活节俭，独自在港，花销小;而萨空了全家在港，负担重，梁并又把自己100元工资的一半贴给了萨空了。

　　1942年初，香港陷落，梁漱溟在敌机弹雨之中安然打坐，人问其故，他说：“我尚有大业未成，不会遽死!”这是对死亡的嘲讽和蔑视。他给儿子的信中说的：“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真乃狂出真性情。抗战中，梁漱溟在重庆办学，有反“政府”之论，沈醉带特务闯进学校去查办他。梁漱溟则正气凛然，针锋相对：“我这是小骂，对你们，对抗日有好处，如果你们仍不改悔，我今后还要大骂。”浩然之气令特务也怕三分! 抗战胜利，他为和平民主奔走呼号，国民党背弃《双十协定》，擅自开战。梁漱溟在南京火车上奋笔疾书：“一觉醒来，和平已死了”，让人热血沸腾。 李公闻一多血案之后，作为民盟秘书长的梁漱溟受命调查真相。，他在《民主报》上发表书面讲话，声明：“特务不取消民盟不参加政府。”并连呼：“我不能躲避这颗子弹。我要连呼一百声‘取消特务’。我在这里等待着他。”刚烈之状与闻一多如出一辙。

　　1930年，蒋介石委托齐鲁大学校长朱经农转告梁漱溟：“让他来武汉与我见面。”梁没有理睬。1932年，梁蒋第一次会面。蒋介石手里拿着一个本子，梁每说一人一事，他都赶紧记下来——状如勤奋、谦虚、不耻下问。梁发现，其实另有一人专做记录，所以蒋留给他的第一印象是“虚伪”。后来屡次交往，蒋呼之为“梁先生”或“漱溟兄”。梁漱溟对蒋的直接评价是：“不自然，很做作。” 1938年，梁漱溟访问延安。与毛泽东会面八次，畅谈六次，有两次通宵达旦。在梁的眼里，当时的毛泽东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且亲切。彼此虽有争辩，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大致每次都可以让你很舒服得回去。谈话时毛随手纪录，秃笔粗墨，在大纸上横行写来如飞。梁漱溟把自己的四十万言著作《乡村建设理论》赠给毛，隔一天见面时，毛取出一沓纸，对书摘录排列，品评要点，井井有条。梁在感佩之外，感到毛未能对己作沉潜反复，未免有一点“小不痛快”。

　　梁漱溟的百年人生，由于他独特的身份和社会地位，结交了一大批中外社会贤达及其他杂色人士。无论对谁，他都通体透明，表里如一。他说，“在人格上不轻于怀疑人家，在见识上不过于相信自己。”这是他处事做人的原则。尽管“失言失态，这也并不少见”，甚而既“狂”又“狷”，但绝不乏一个“诚”字。当年马歇尔、司徒雷登见梁漱溟形(光头)与神(劳形，为国事奔走)，称他为“中国的甘地”。

　　梁漱溟虽然参加民盟。但最终退出该党，一说被开除出党。民盟内部派系林立，各执一端。张君劢热心参政，志在组阁;罗隆基抨击时弊，又热衷做个“顶呱呱的外交部长”，同学闻一多讽刺他：“盗名逆取”——他们倾心的是英美式民主政治。梁漱溟虽然半生参政，却始终没有做官。梁漱溟入川，拜谒武侯祠，伏地叩拜之余，追念这位先贤的原因也不过是其“开诚心布公道，虚怀纳谏，维谦维谨”的精神。究其本源，他心里装着一个儒家的帝师情结。晚年艾恺与他对话，戏言梁先生兼过两个月的邹平县长，做过官，先生默认。后来雅量之争，毛泽东批他“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梁先生对后者耿耿于怀，故有人称梁先生有“道德洁癖”。

　　四

　　梁漱溟的政坛友人，首先要提的是毛泽东。

　　“我和毛泽东本是老朋友，相互间比较熟悉，见面时无话不谈，有时发生抬杠，他批评我不对，我要他有雅量，不要拒谏饰非……”

　　梁漱溟那场因“要雅量”酿成“廷争面折”的往事，世人皆知，无须复述。梁说他与毛是老朋友，倒真非攀龙附凤。梁漱溟的堂兄梁焕奎生于湖南湘潭，早年供职于湖南省学务处，与毛的岳父杨怀中交情不浅。梁焕奎曾保荐杨怀中留日，又与之同渡日本。梁漱溟的另一族兄梁焕均又是杨怀中的学生。1918年后，梁焕奎就住在北京梁漱溟的家中。时杨怀中到北大任教，与梁焕奎过从较密。1918年毛泽东到北京后住在杨怀中家里。1917年梁漱溟已拥北大教席，与杨怀中是同事、忘年交。梁漱溟常叩访杨怀中讨教哲学问题，寓寄杨家的毛泽东常为其开门。毛泽东后由杨推荐在北大图书馆做管理员。后来，毛泽东在湖南发起的“驱张(敬尧)运动”曾得到梁氏兄弟的支持。不久杨怀中病故，家境窘迫，友人解囊相助，梁漱溟便是其中一员。而承办杨怀中丧事的就是毛泽东……

　　之后，梁漱溟1938年访问延安，半个月中毛泽东与他长谈八次，有两次竟通宵达旦，所以毛泽东后来公开宣称，“我同梁漱溟比较熟”。

　　毛、梁同庚。梁长毛两个月。

　　新中国建立之后，梁漱溟与毛泽东交往密切，每次总是毛派车将梁先生接到中南海颐年堂他的寓所，席间多尊重梁的习惯用素餐，当时基本不公开露面的江青曾经陪同，可见关系之不同寻常。1951年3月12日，毛问梁：“这次来，你可以参加政府吧?”梁略作迟疑，回答说：“把我留在政府外百年不好吗?”梁先生认为当时形势不可能就此稳定，他中立不倚可以保持对各方面说话的立场资格。饭后告辞，毛主席坚持送梁先生到门外登车，然而言辞间仿佛并不愉快。梁先生隐隐感觉到，当年延安通宵辩论舒服通畅之情怀已经不可再得。与此对应，毛的另一位密友柳亚子先生，解放后热心参政，并写诗埋怨不受重用。毛泽东深知老友的脾气，知道论诗才他属于人中麟凤，但却不是治国之材，就写诗安慰，以后互相酬答传为佳话。

　　柳亚子天性烂漫，赤子情怀;梁漱溟不倚不傍，独立不悔。

　　即令在“廷争面折”之后，梁漱溟也始终把毛泽东当作朋友。1972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梁漱溟把尚未出版的《中国——理性之国》手抄书稿送到中南海作为贺毛泽东的生日寿礼。94岁的梁漱溟在追忆当年那场论争时检点自己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理解的，没有什么。他们故去十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这儿的“他们”显然包括周恩来。

　　至于周恩来，梁漱溟“不计前嫌”，不介意他当年说自己想“升官发财”、“一贯反动”什么的。他认为周的“人品很高”，自己“不会因为发生一件事情而改变对周的认识”。梁一直认为周“是天生的第二把手”，并设身处地地为周想，他在那个会上只能与毛保持一致。梁漱溟面向毛泽东争取“雅量”这起历史事件，发生在一九五三年九月，或称公案、风波亦可，时过境迁，当事人皆如烟云消散，一个个退出历史舞台;但在历史老人眼中，历史纪事碑上此事刻痕尚新，是一段忘却不了的历史。

　　这年九月八日至十八日，中央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连续召开两次高层会议：八日至十一日为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十二日至十八日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体会议。梁漱溟是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先后参加和列席了两次会议。政协委员，相当于历史上客卿地位，处于在朝在野之间，本职限于表态和举手拥护政府交议的政策和路线等大计方针。梁漱溟认真，不愿徒拥虚名，独立思考，要说些参政议政的实话真话。但他不知，最犯忌的恰是这认真与思考，“雅量”事件由此而起。

　　每次政治事件或政治运动，必有顺风起哄的人，这次事件也不例外。这些人，声势盛，底气足，噪音响，呐喊助威，最见功力。

　　叶圣陶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八日日记云：“下午三时仍至怀仁堂。梁漱溟发言，语气高傲。谈仅十分钟，即有人喝住。多人谓如此反动言论，不宜容彼在此乱说。”此记极简略，但“喝住”二字极传神。

　　梁漱溟《事情》：“十八日，午后开会。……我正待再说下去，会场内群众哄然而起，要求扯我下台，不容我再发言。……敬听几位斥责我的发言。发言者计有陈铭枢、史良、荣毅仁、许德珩、章伯钧、李维汉等六人。”此可见群情激愤之景。此文列发言者六人姓氏，以“斥责”二字概述他们发言内容。按当日发言者应不止此六人，如何香凝亦为发言之一，且数次称梁漱溟为“先生”，他人则已直呼其名。

　　戴晴、郑直淑《梁漱溟与毛泽东》记述，九月十八日下午，继续开会。梁漱溟的答辩发言刚刚开了头，会场上便有一些人打断他，不让他再往下讲。……不少到会者呼喊：“不听梁漱溟胡言乱语!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台来!”很难相信这些话出自平日雍容论政、揖让议事的一些老友之口。但经多次政治运动之后，这些起哄的人的类似市井群众起哄声音，人们就习以为常了。几年之后，反右运动到来，为图自报，这些精英互相攻讦揭发，友情、良知、尊严在寒风中饮泣悲哭，在寒风中被蹂躏践踏 ——他们不是市井之徒，更不是奸佞之人，他们曾经是中国的良心与脊梁，然而在某种特定的氛围下，人性为兽性淹没，精神脊柱轰然断塌——那可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劫难啊。

　　在当年会上那股群众性声讨梁漱溟狂妄反动的高潮中，也有保持沉默的人。从《叶圣陶日记》看，叶圣陶先生就是保持沉默的一人，没有跟着起哄。李济深和张澜始终保持沉默，他们地位高，应表态而沉默不语，就更为不易。郑直淑《梁漱溟与毛泽东一九五三年历史公案补遗》一文记道：“在一九五三年九月八日至十八日前后十天的批判梁漱溟的活动中，李济深和张澜两位老先生一直坐在主席台上，始终保持沉默。张澜先生是从头到尾没有说话，但李济深先生在会议没有转入批梁之前，即九月十一日梁漱溟在政协常委会上发言时，虽简单表示过梁漱溟提出的农民问题值得注意，实际上已表示了态度。后来会议转入批梁，李不再说话。”这是重要的史料，应该大书特书的，这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李张二位老先生中的一人同意梁漱溟提出的农民问题“值得注意”，而不是按推论法认为这就是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第二，他们不同意对梁的批判和斥责，保持沉默就是表示他们的态度。

　　1975年，不少文化名流登上天安门城楼，毛泽东感喟：“可惜没有周扬、梁漱溟。”，内心隐情难以言传。1980年艾恺访谈梁漱溟，梁先生评说毛泽东：“毛主席这个人才气很高，所以他也就缺乏尊重老文化，老学问的那个样子，其实他还是逃不出老文化。”可谓一语中的。

　　1970年，全国政协机关对新《宪法草案》学习讨论，梁漱溟最后一个发言，他讲了“两句话”：“一是，据我所知现代宪法最早产生于欧洲，其最初的出发点之一是为了限制王权。换句话说，宪法的产生就是为了限制个人太大的权力。有了宪法则从国家元首到普通公民都得遵循，而不能把任何一个人放在宪法之上。因此现在的‘宪草’序言中写上个人的名字，包话‘林彪为接班人’的字句都上了宪法，这实在不妥……在此我声明一点，我不赞成把个人的名字，也包括接班人的名字写进宪法……二是我读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与今天的‘草宪’对照，发觉现在条文少了许多。条文少不见得就一定不好，但有的重要内容少了却让我等不甚了了。比如没有写上设国家主席，一国的元首不能没有。设国家主席是一回事，选谁当国家主席合适是另一回事。国家主席不可不设，什么人当国家主席则可以经过法定手续来选。现在的‘宪草’偏偏没有国家主席这一条，如此‘草宪’为何置国体、国统而不顾?”

　　此论一出，四座咋舌，寂静肃然，空气凝滞

　　1974年，批林批孔，梁漱溟受到江青点名批判。别人“逗弄”他发言，他撰写了长达3万字的长文《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孔子》，像当年走上北大讲堂一样，从容阐述，毫不含糊地提出“目前批孔运动中一般流行的意见，我多半不能同意。”政协批判他半年，前后百余人车轮大战，他始终保持沉默。最后要他表态。他轻声答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身处乱世逆境，却始终以天下道义为己任，以良知为己任，刚直不阿的铮铮铁骨，警世撼世的直声呐喊，足以留传后世，震烁于今!

　　梁漱溟还作诗评论郭沫若：“淡抹浓妆务入时，两朝恩遇鬓垂丝。曾经招对趋前席，又见讴歌和口词。好古既能剽甲骨，厚今何苦注毛诗。民间疾苦分明在，辜负先生笔一枝。”中国的二十世纪，假若没有梁漱溟，该有多么失色!

　　“文革”中，他对批判者说：“给我贴大字报，自是应有之举。责斥我驳斥我，全是理所当然。这种驳斥、责斥与其少不如多，与其轻不如重，如果平淡轻松，则不带劲，那倒不好。” 梁漱溟身材矮小，其貌不扬，可谁能说他不是中国的一位文化巨人，一位伟丈夫!

　　梁漱溟长冯友兰两岁。

　　他们本有“师生之谊”。 1971年岁末，梁感慨五十多年前北大哲学系的故旧多已凋谢，致冯一信云：“难得吾二人还在北京，相距尺咫，岂不可一谈耶?”冯请梁到他家中做客，相见甚欢。饭后握别时冯还诵《论语》“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以抒情怀。转至1973年，冯发表“批孔”文章，梁不以为然。在致友人的书信中直言：“他批孔而谄媚江青，我责叱之。”显示出一种诤友精神。

　　1985年，冯九十华诞设家宴，冯女宗璞禀父之意电话请梁光临。梁断然拒绝。但即复信说明拒宴理由：“只因足下曾谄媚江青，故我不愿参加寿筵。”冯接信并无愠色，倒觉这种直言是很难得的。遂命宗璞寄《三松堂自序》，并附信云：“如蒙阅览，观过知仁，有所谅解，则当趋谒，面聆教益，欢若平生，乃可贵耳”，“来书直率坦白，甚为感动，以为虽古之遗直不能过也，故亦不自隐其胸臆耳。”并期冀“实欲有一欢若平生之会，以为彼此暮年之一乐”。梁不顾腰病卧床，用三四天时间坚持将书读完。梁见老友在书中意识到“应该实事求是，不应该哗众取宠。写文章只能写我实际见到的，说话只能说我真想说的”。如果这样，“就不会犯批林批孔时期所犯的那种错误”。冯的自我剖析，使梁改变了对冯的态度。“由拒不赴宴，变为表示‘甚愿把握面谈。’”遂复函拟往冯寓。冯执意甚诚，由女宗璞陪同于1985年12月24日赴梁府相聚。这是梁、冯最后一次晤面，“始终未提批林批孔的事”，也未就“谄媚江青”之事“发表任何意见”。会见时，梁宽容地听了晚辈宗璞的一番插话。宗璞慨叹，“我们习惯于责备某个人，为什么不研究一下中国知识分子所处的地位，尤其是解放后的地位”，“中国知识分子既无独立的地位，更无独立的人格，真是最深刻的悲哀!”

　　梁最后以己著《人心与人生》相赠，亲题“芝生老同学指正，一九八五年著者奉赠”。

　　晚年，苦于络绎不绝的访客，为健康计不得不亲自书写“敬告来访宾客”的字条。上写：“漱溟今年九十有二，精力就衰，谈话请以一个半小时为限，如有未尽之意，可以改日续谈，敬此陈情，唯希见谅，幸甚。”有心人从字的颜色和笔迹上判断，那“一个半小时”的“半字，是后来加上去的。真可谓“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赵朴初评说梁漱溟：“观之俨然，即之也温”，诚哉斯言!

　　梁漱溟享高寿，有不少人向其讨教养生之道。他的回答十分有趣：“少吃多动”。他不抽烟。酒只是偶尔喝之，那是在迫不得已的场合。他风趣地说：“吃饭是应酬自己，喝酒是应酬人家。”他还认为养生还应包括精神上的自我修养。　　“情贵淡，气贵和。唯淡唯和，乃得其养;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这是梁漱溟的座右铭。“勉仁斋”，这是梁漱溟的斋名。

　　他的平易近人也是有口皆碑的。每遇有人相求，只要他认为在理，从不厌烦。复信不假他人之手，即在垂暮之年，一时无力作复，他都要在未复的函件上注明“待复”。对八方的不速之客，无论对方年长年幼，位尊位卑，他都竭诚相迎，客人告辞，送之门外，还鞠躬揖别。“梁漱溟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他已91岁高龄。发言者大多坐着讲话，他却15分钟一直站立，主持者三次请他坐下，他都谢绝了。

　　梁漱溟晚年回忆说：“我曾哭过两次，一次在曹州，系由学生不听话所致;另一次是陈铭枢出卖了李济深，使李被蒋介石软禁汤山温泉一段时间，我觉得太不应该，曾大哭一场。”

　　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一部字典”的故事。

　　“文革“中，红卫兵抄家。“一声令下，把我曾祖、祖父和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我都没有吭声。我甚至想到，如真的是这一场不可理解的‘革命’需要，把这些古董玩意烧掉也不是不可以的。但是，当红卫兵们抱出两本大部头洋装书《辞源》和《辞海》时，我出来劝阻了。”求情当然没有用，“我站在一旁，心中十分难过，”因为那书是跟随他多年的席潮杰的遗孀徐昌玉，为表惜别之情将席生前用的辞书送给他做纪念的，在他的心中有特殊的价值。

　　梁漱溟好布施，经常接济一些难中的朋友、晚辈。解放初期他每月工资300元，只留百元左右家用，其余都帮衬了因冤假错案而生活无助的友人。他的思维方式很独特，送的钱不要还,但借他的钱必须要还。一位友人忘记归还，他竟前去索债。他的观点是“可以与，可以不与，与伤惠。”梁提醒已摆脱困境者还借款，目的是给另一些仍在困苦中的友人雪中送炭。、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的人生大幕垂下，享年九十有五。他弥留之际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累了，我要休息!” 对于死，他早已参透。他认为佛家对生命的态度是“不求生，不求死”，顺其自然。他于1988年4月底因病入院，儿孙昼夜轮流伺候左右。5月他还接受一台湾记者的采访，只说：“注意中国传统文化，顺应时代潮流。”此可视为他的遗言。5月11日他把长子培宽呼至床侧，示意有话要说。培宽备好纸笔。他说：“人的寿命有限度。大夫说医生治得了病，治不了命。我的命已经完了，寿数就这样了。有时候吃点药，吃点合口味的东西，就可以了，不必延长寿命。”培宽问他还有什么要交待的，他只坦然地说：“火化。

　　作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最大的特点，是知行合一。他眼中的冯友兰最大的毛病，也就是知行不能合一。在解释他为什么能够顶住毛泽东1953年9月的痛骂，1974年顶住政协的批判会的时候，梁漱溟对艾恺说了八个字：“独立思考，表里如一”。这种精神，正是儒家的理想人格的体现。真正的儒家理想人格，孟子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独立人格，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情怀，是以道抗势的勇气。梁漱溟作为最后的旧儒家，最早的新儒家，充分发挥了这种精神。在“文革”中，梁漱溟保持了一个儒家知识分子的尊严，在当下嚣嚣不已的“大陆新儒家”群体中，还没有看到一个恃儒家立场言说的知识分子，有这样的勇气和精神。 ( http://www.tecn.cn

　　)在《这个世界会好吗》中，艾恺问梁漱溟：“您认为您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是什么?”梁漱溟回答道：“大事一个就是为社会奔走，做社会运动。乡村建设是一种社会运动，这种社会运动起了相当的影响。”可以说，梁漱溟一生立功立德的体现，就在于他倡导并长期参与了乡村建设运动。相对于新儒家的其他几位，无论是冯友兰、熊十力、钱穆，还是后来的唐君毅、牟宗三，梁先生堪称一个儒学的实践家，或是一位实践的大儒。

　　2004年，文化守成主义思想借“读经”事件《甲申文化宣言》浮上水面;2005年，传统文化话语在“人大国学院”等问题的争论中复兴;2006年，孔元纪年、孔子生日为教师节、十博士抵制圣诞文化等事件犹如人生小品，纷纷粉墨登场。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是浮躁的表态，这些表态文字泛起层层话语的泡沫，在纸媒、网络上流行。我们看到一个似乎可以称为“大陆新儒家”的群体，儒学得到了各个阶层的表象化地认同。但是，总体上来说，姿态越极端，思想越浅薄;声音越激烈，行动越苍白，商业走秀掩盖不了内心的疲弱。而梁漱溟的独立精神与知行合一的态度，他对民主坚持不懈的追求，与他对芸芸众生，尤其是农民苦难的深切关怀，都映衬出现今这个时代这群以新儒家代言人自居的文人精神世界深层的渺小与猥琐。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梁先生曾经两回邹平，当年他手植的松柏已经亭亭如盖。流年风雨，物是人非，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后来他给原乡建研究院工作人员卢资平写过一封信，说：“邹平为我过去致力乡村建设之地———在邹平首尾不满八年，幸承地方父老不弃，而实未能为地方造福，思之歉然。” 先生一生信佛，修成菩萨情怀，难舍芸芸众生;先生终生信儒，却很少见儒者那种恂恂守雌的姿态，他独立思考、表里如一、知行一体，而这些皆因为他的心里始终装着天下苍生。先生仰无愧于天俯不祚于人，倒是我们这些后辈唐突了这位人格神和躬行者。

　　笔者的老师毕唐书先生为邹平的一所中学制定校训，曰：“先忧后乐，唯真唯实”。前者源于范文正公，后者源于梁漱溟先生。 前者是一种曾经延续在血脉中几千年的道统使命、人文情怀，后者在于倡导一种五四以来虽在不断呼吁但是屡次被曲解的科学精神。梁先生的人生历程和教育实践，恰好是这两种精神的最佳印证。如果能够流淌在我们文化的血脉里，斯为无价瑰宝。然而在部分人的教育实践中，我们却只能读到怵目惊心的文化断裂与鸿沟。

　　墓地衰草离披梁先生不会介意，需要介意的是我们这些后辈。慎终追远，通过缅怀追念梁先生，我们可以固守传统文化的一点血脉和元气，梁先生泉下有知，最介意的恐怕也在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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