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当死于讲堂”——民国大学教授的精神坚守

来源:江苏文艺出版社作者:张在军

【按】近代中国的抗战岁月，大家肯定不陌生。在那国殇时代，莘莘学子和老师的命运如何呢?他们是如何度过那段艰难岁月的?在山河破碎风雨飘摇中，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在想什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这些往事如今似乎都消失不见了。

　　对于我们几乎空白的历史记忆，张在军先生的工作就显得极有意义，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民国教育史暨人物研究，他的新书《当乐山遇上珞珈山：老武大西迁往事》提供了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该书首次全景再现民国五大名校之一武汉大学抗战西迁往事，记述了武汉大学从珞珈山流亡四川乐山的人和事。其中追述了梁启超的得意门生、史学家吴其昌先生在病痛中不屈不挠、立志为学的事迹，令人感动，是一代知识分子精神坚守的真实写照。

求学生涯

　　战时的武大史学系也算是冷门，不过略比哲学系稍强一点。学生情况从钱树棠(1941年史学系毕业)的文章可窥一斑：“我和严耕望、郑昌淦两兄都是1937年9月进入武汉大学史学系的。同班同学有二十多人……及至武大迁到乐山，史学系一年级新生只来了四五人，只及原额五分之一，而且小半又转了系，只剩下我和严、郑二兄。后来虽来了借读生和高班复学生，全班总共也不过八人。”至于教授阵容，相对西南联大等高校来说只能算一般般，如吴其昌、韦润珊、陈祖源、郭佳斌、鄢远猷、陶振誉、杨人楩、吴廷璆等等。其中吴其昌教授的事迹最为感人，广为传颂。

　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办，浙江海宁人吴其昌即报名应考。此次招生共录取学生三十三名，吴其昌以第二名考中，成绩骄人。是年9月9日，研究院举行开学典礼，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四大导师先后到校任教。各位教授有不同的指导范围，如梁启超负责诸子、中国佛教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与中国文学诸学科。而吴其昌择定“宋代学术史”为研究题目，由梁启超担任指导教授。二人因此缔结的师生缘，无论对于梁还是吴的学术生命，都极其珍贵且意义深远。

执掌教鞭

　　1928年，因梁启超的举荐，吴其昌受聘南开大学，在预科教授文史，由此走上高等学府的讲坛。1932年，吴其昌来到美丽的珞珈山任教，后任史学系主任。吴其昌生前经常拖着孱弱的病体走上讲台，“有时讲着讲着就会咯出一口血来，同学们劝他早点回去休息，先生却说：战士死在疆场，教授要死在讲堂。我已活了四十岁，如加倍努力，不就等于活了八十岁吗?稍事休息后，先生又振作起来，继续上课，我常常是噙着泪听先生讲课，受先生精神的鼓舞，愈加勤奋。”

马同勋1936年8月考入武大史学系，1942年毕业并留校任教，在吴其昌耳提面命、谆谆教诲中度过了最为珍贵而充实的八个春秋，是直接受教于吴其昌时间最长的门生。六十多年后，马同勋每每忆及老家大庭中央供奉的“天地君亲师”牌位，大学时代的恩师吴其昌就如影随形地浮现在眼前。

　　抗战期间，学习条件极差，没有教材，没有讲义，全靠课堂记笔记获得知识。吴其昌讲课时非常生动和精辟，操一口江浙口音，担心他讲的话学生不一定完全听得懂，所以每次下课时，都要将所有学生的笔记本收上去，带回去一一批改、更正后，再发还给学生。班上共有十一位学生，他每节课均是如此。后来，吴其昌发现马同勋的笔记比较全面，就只把他一人的笔记本收回去细改，作为范本，叫其他同学对照马同勋的笔记订正修改。据吴其昌的女儿回忆，“有一位学生开始听不懂他的浙江话，每次下课后都来家请教。爸爸总是耐心地慢慢地再讲一遍，实在不懂的字词就用笔写。于是我只要见这位学生来访，就准备好纸笔放在茶几上。”

　马同勋回忆，“先生每次讲课都是一篇完整的学术专题讲演，主题鲜明，逻辑严谨，语言考究，又不失风趣。古代文字学、宋明理学、佛教与禅宗均为义理难解的课程，经过先生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讲解，旁征博引、风趣幽默的阐述，不知不觉间把我们引回历史长河，大有亲临其境之感，至今记忆犹新。听先生授业真是比沐浴春风而有过之。”“先生每次授课，感情充沛，明白晓畅，深入浅出……每逢讲到西晋、北宋、明代亡国之痛时，先生惋惜悲愤之余，总是结合抗日战争现实谆谆教诲我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上课时，先生曾领导我们高唱岳飞的《满江红》和抗战歌曲《松花江上》，大讲岳飞、文天祥的抗敌入侵事迹以激励我们的爱国热情。在先生的教育影响下，全班十一位同学中，1938年春有七人奔赴抗日前线，二人为国捐躯。"

编纂恩师传记

　　1943年岁末，重庆胜利出版社为发扬文化传统、凝聚民族精神，组织编纂《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中有《梁启超》一册，特邀梁之高足吴其昌承撰。既感师恩，又以民族文化建设为己任，吴其昌因此不顾病势沉重，慨然应允。无锡国专同学王蘧常曾记其写作情景：“临命前一月，尚应当事约，作梁任公传，都五十(“十”疑为衍字)万言，力疾从事。气若不属，屡作屡辍，终至不起。”此语虽简要得体，却不如吴其昌自述详细感人：

　　其昌受命奋兴，时病正烈，学校正课，至请长假，而犹日日扶病，搜集史料，规画结构，创造体例，起打草稿，虽在发烧、吐血之日，亦几未间断，其事至苦……近两月来，几于日夜赶撰此稿，朋友劝阻而不果。(《致潘公展、印维廉书》)

　　潘公展、印维廉二先生嘱撰《梁启超传》，十二月中旬开始动笔，一口气写五万字足，直至一月十九日，始告一段落，身体太弱，写四五天必须睡息一天，辛苦!辛苦!(《致侯堮书》)

北大中文系夏晓虹教授在《梁启超》(百花文艺出版社版)前言中说：吴其昌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撰写的《梁启超》虽仅成上篇，仍足以显现其学术精神。他自认“本书为其昌呕血镂心之著述，虽片言只字，未敢稍苟”，其写作也“正因负责、确实、认真三义坚守不渝之故，乃至误期”(《致潘公展、印维廉书》)。蒿目时艰，吴其昌炽热的救国情怀也在《梁启超》一书中展露无遗。在为梁启超登场所作的时事铺垫中，吴氏也特于结尾处设置了“暴日蓄志亡华的深心”一段论说，揭出早在明治之前，日本的维新志士即以吞并中国为日本强大的国策。而吴氏1942年发表的《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与《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记》，无论是写作心境还是叙述思路，均与《梁启超》一传相通。二文所勾勒的梁氏日本观之转变，如何从“戊戌亡命日本时”“觉日人之可爱可敬”，到“护国一役以后，始惊讶发现日人之可畏可怖而可恨”(《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以及作者不断提示的梁对日本的警惕，放在抗日战争的特定背景下解读，才可以得到准确的理解。

　　鞠躬尽瘁 抱憾而去

　　1943年12月中旬开始，吴其昌为著《梁启超》一书，从搜集史料，规划结构，创造体例，起打草稿，至1944年1月19日完成上半部三章五万余字。有一天，吴其昌照常拖着孱弱的病体走上讲台，课还没上完，就突然吐血不止。当时已毕业留校当助教的马同勋，急忙将老师背回家。进入2月份，吴其昌完全卧床了，最后昏迷不醒。学生于极荣在他去世之前，曾经见过老师一面，“某日上午，予赴文庙图书馆借书，11时许事毕返舍。当行至图书馆对面过道时，突见先生徘徊于教室外之走廊间。是日春风骀荡，天气温暖，而先生犹着棉袍黑褂，戴暖帽，围围巾，扶手杖，形容憔悴。踽踽独行，似有所思，亦似有所寻。予一见之下，不禁骇然。心念先生卧病已久，何故独自来校，徘徊于教室之前。于是趋前搀扶，问以何事来此。先生答云：自入春卧病以还，久已不见诸君，心常耿耿。今日精神稍佳，故来探视。予聆闻之余，颇觉不祥，当劝先生勿以此为念。适历史系有二三同学从走廊前经过，于是相偕护送先生返家。”

　　不数日的2月23日凌晨，病重的吴其昌忽然清醒，大声说：“快快做饭，我吃了要去开会。”夫人问：“去哪里开会?”他拉过夫人的手放在额上，说：“这里——学堂里。”随即又昏过去。早上6时许，吴其昌永远离开了人间，年仅四十。实践了梁师“国难当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之誓言。此传亦因之以“半部梁传”之名，誉满天下。

自言“冀少酬先师任公知遇之厚”的这半部《梁启超》传记，出版时已成其遗著。因此，书稿印行时，也与同一系列的诸作不同，为表哀悼，卷首特别冠以由“胜利出版社编审组”署名的《作者小传》。吴令华在一篇文章中说他父亲著《梁启超》，“真做到了‘抠出心血来换它’。父亲是在以生命殉他的事业学问呵”!

　　吴其昌是带着诸多遗憾走的，他没能看到抗战的胜利，没能等到杜甫“漫卷诗书”、“白日放歌”、“青春作伴好还乡”的日子。他还不满四十岁，正是学术创研的丰收年华，他拟革新中国古史研究的课题没有完成，“东亚史研究会”尚未建立，他还有多少著作没有完成，仅金文研究方面，《名象疏证》的其他篇章尚待续作，还有《方国疏证》、《习语疏证》、《职官疏证》、《礼制疏证》以及《华族亚细亚国群史表及考证》等等的资料等待整理充实。2009年，皇皇五卷的《吴其昌文集》由三晋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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