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工农

—— 纠结一个世纪的关系

裴毅然

最近，网传一位五旬工人之语：“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对待工人农民的态度，考验一个民族的道德良心。”无论一甩而出还是经久提炼，此语相当意义上触及中国思想界一直十分敏感的纠结点——到底如何摆放知识分子与工农的关系？

五四以来，从“劳工神圣”、“老妈子文学”、“无产阶级文学”、“通俗文化”，直至文革“五七道路”、“上山下乡运动”，工农化长期占据意识形态主导地位。一句“我是大老粗”，地动山摇，没文化少知识反而成了炫耀资本。燕京生萧乾当年最大的愿望就是与胡同口钉鞋老头调换成分。因为，知识分子乃人皆可踩的“臭老九”，天生“资产阶级”，对工农负有“原罪”。不仅全社会鄙视知识分子，党内知识分子干部也长期吃瘪。

据中组部1983年统计，全国2200万干部，大学程度21%，高中42%，初中以下37%。81万机关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大学文化仅6%，高中22%，初中以下72%。 这一现象在党委系统尤甚。县委一级，大学程度只占5%， 1982年十二大，大力提拔知识分子，中委大学程度也仅占34．8%，政治局委员、候委中28．5%，书记处45．5%；国务院各部长大学学历50%（原39%），省级42%（原20%）。

文化低的当领导，文化高的当下属，时称“老粗管老细”。工农干部只懂革命不懂建设，一谈建设便斥为偏离革命大方向，一谈经济便不屑一顾。

其实，他们不懂如何建设，只能“革命”。更麻烦的是：无知者管理社会，自必按照他们对世界的低俗理解设计秩序、制定标准。也因为无知，面对问题拿不出办法，只能搬用教条，这也是教条主义之所以大行一时的社会土壤。

1978年，工人、干部、知识分子的年收入分别为：652元、661元、670元。 显然，知识没有转化为财富，社会分配没有体现“知识就是力量”。35～50岁中专以上480万知识分子，生活困难。 同时，全社会因知识分子的受压而长期徘徊不前，各种社会欠账严重积压，国家经济濒临崩溃（其实已经崩溃）。

确实，如何对待知识分子，体现了一个民族与国家的文明程度。反右、文革证明：一个以无知为尚的社会，当然不可能走上知识化科技化。缩小三大差别，不应通过压低知识分子去迎合工农，只能提高工农文化，实现全社会的知识提升。贬低知识分子，抑高就低，当然摆错价值序列。

另一方面，尊重知识分子并不等于回过身得贬低工农，决不能用当年“工农化”贬臭知识分子的态度去歧视工农。相反，尽量让工农共享社会发展均值，一个不能少地带着工农一起跑，共同进入现代化文明社会，尽量让每一位中国人有尊严地度过一生，摆脱“只有贬低别人才能抬高自己”的社会态势，让社会成员自觉追求文化，而非因无知而无格……要言之，“共同提高”才是我们今天应予确立的社会追求目标。

很清楚了：没有“上层建筑”的知识分子，社会无法走向文明；没有“经济基础”的工人农民，社会亦不可能存在，也转不起来。说到底，解决这一组社会关系，或曰上个世纪中国思想界之所以一直未能解决好两者关系，最关键的还是哲学能力不够，即把握中庸的水平、保持平衡的能力太差，不是顾此失彼，就是顾彼失此。

半个多世纪，阶级学说以贬知化开道，将知识分子视为工农天然之敌，刻意夸大两大群体的对立，迎合民间低级趣味的贬知化。你想想，无知者能够“合法”、“有理”的痛嘲知识分子，翻身其上，能不爽么？岂非赚了又赚？

从今天的社会态势来说，尊重知识分子乃是追求效率追求发展的需要，尊重工人农民则是维护公平的需要。处理好两大群体的关系，等于码正社会价值序列，拿捏住有效处理社会矛盾的抓手。

随着科技化程度的提高，随着高等教育的逐渐普及化，既然全社会已经必须生活在知识化之中，“尊重知识分子”看来渐渐不能问题。现在应着重解决工农中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如何让弱势群体分享社会前进成果，确实考验着“一个民族的道德良心”。

所谓社会发展、文明提高，刻线之一就是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度。窗外站着饥寒交迫的乞丐，窗里美味佳肴的富人能吃得安心么？如果还能吃得安心，难道不是道德良心出了问题？

1、李锐：《新形势下的用人之道》（1984年12月）。参见《李锐论说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8年版，第601页。

2、李锐：《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和选拔干部的问题》（1982年12月）。参见《李锐论说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8年版，第553页。

3、《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北京）1999年9月第1版，第219～220页。

4、于建嵘：〈工农边缘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原载《中国社会导刊》2003年第11期。参见刘鹤守编《呼唤——1998年2007年言论选本》第三册，2008年11月自印本，第88～89页。

5、陈云：〈关于改善中年知识分子生活待遇问题的意见〉。参见《知识分子问题文献选编》，中组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北京）1983年5月第1版，第174～175页。

（责任编辑：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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