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炯朗：大学要走通识教育之路

来源：燕赵都市报

蔡晓辉

刘炯朗，对大陆的读者来说，是一个并不熟悉的名字。

刘炯朗先后执教过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伊利诺伊大学和台湾清华大学。1998年出任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校长；2000年当选台湾“中研院”院士；2011年获得卡夫曼奖，这个奖被认为是电子设计自动化的诺贝尔奖；2002年从新竹清华大学退休。从2005年起，刘炯朗在台湾主持电台节目，深入浅出将科学与人文巧妙结合，引发热烈回响。

两年多前，他在台湾出版的《一次看懂自然科学》、《一次看懂社会科学》，却进入为政务繁忙、阅读习惯倾向“经世致用”的马英九的2011年书单，被马英九推荐为2011年台湾暑期青年阅读好书。

2012年12月，这两本书在大陆出版。刘炯朗也来到北京，并与陈丹青进行了主题为“学校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的对谈。两岸清华，同根同源，虽然一个曾为北京清华的教授，一个是台湾清华的卸任校长，但谈及教育理念，却都有自己切身的体悟与期望。

“知识都是相通的”

刘炯朗年近八旬，戏称自己为“退休的老头子”。但这个“老头子”多年的教育和研究生涯，对中西不同教育模式深有体会的经历，令他对“学校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有太多话要讲。

刘炯朗认为教育最终的功能，是对作为一个人的培养，他将这种期许定义为“通识教育”。退休之后的日子里，他接下台湾电台邀约，主持“我爱谈天你爱笑”节目，深入浅出地为听众介绍天文地理、文学历史等领域的重要大事，将科学与人文巧妙结合，通过个人的学思历程，刘炯朗用这个节目对年轻人进行长期的勉励：不要划地自限，要有广泛兴趣。于刘炯朗而言，主持这个节目，亦是对自己“通识教育”的身体力行。《一次看懂自然科学》是与青少年“谈天”、“说地”、“论人”；《一次看懂社会科学》是寄望青少年“鉴古”、“明今”、“看未来”。既懂科学，又明社会，在刘炯朗眼里，在成为专才之前，年轻人不应在过早地被教育区分出文理之分。

刘炯朗说，“大学教育应该注重什么东西？它在我心目中是通识教育。我第一个回答是，大学教育不是职业教育，不是要培养一些工程师。专才教育是到了研究所，到了念博士，甚至到了企业做研究的时候。”

刘炯朗是广东番禺人，幼年在澳门就学，后考入台湾，在当时的台南工学院电机系取得工学士学位，又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计算机硕士、博士学位。谈及自己的教育过程，每个人都会想起对自己影响很大的老师，刘炯朗一直难忘在澳门中学时候的一位国文老师，“今天大家都夸奖我，说你是学科技的，怎么会懂得那么多中国诗词跟古文呢，怎么知道那么多的历史故事及哲学思想？我的这位陈老师，他给的影响挺大。”

具体到专业学习中，比如对于一个理工专业的人来说，人文知识又有什么直接的效用？“当你做你的微积分题目做得很痛苦的时候，念一首唐诗，你马上做你微积分的灵感就来了。”在刘炯朗看来，文理两支是越来越分不开的。“你在大学受了四年的教育，假如你学的是电机，假如你明天到一个企业做事情，难道十年之后，你还是一个小小的电机工程师吗？你会变成一个经理吗？你会变成一个董事长吗？到那时候你除了电机的知识之外，财务你要不要懂，广告你要不要懂，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要不要懂？所以假如把四年的大学教育看成培养一个电机工程师的教育，那是完全违背了大学教育的目的。”“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就是非常优秀的小提琴家，有人问他死亡是什么，他说死亡就是再也听不到莫扎特的音乐了”，刘炯朗举例说。他所希望的就是各个学科的广泛涉猎。“学工科的人，也需要懂诗词、也要懂历史、哲学，这些对你做学问是有极大裨益的。我是想通过自己的一点努力，让年青一代知道，知识是相通的。”

刘炯朗自谓一个“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中国读书人”，他甚至以这个称谓自傲。在这个称谓中，“西方”和“中国”是他的成长和身份背景，而“读书人”则是他个人通识教育之路的一个结果。作为一个“退休的老头子”，刘炯朗仍旧为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教育积极建言，“我希望他们学国文非常好，英文非常好，微积分非常好，历史地理非常好。这是前两天我在新竹清华大学的校务直选会议上发言。这不是一个口号，是需要非常大的决心，需要非常大的努力让我们去做，怎么样能够安排精彩的、深入的通识教育，让我们的学生在第一年或者一直上学的四年，变成一个真真正正的读书人。”

通识教育在中西教育实践中有很多不同的定义，刘炯朗认为不能将“通识教育观”简单认为是对各个学科的涉猎。刘炯朗在美国学、教40年，以这40年的观察而言，他认为美国斯坦福大学的通识教育理念或可借鉴：“第一，最重要的是道德。第二，独立思考的能力。第三，表达的能力。第四，聆听的能力。第五，了解这个世界是多元的。”

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辅相成

刘炯朗将一个人从小到大的教育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幼儿园的阶段，幼儿园是很多小朋友第一次有机会离开家，跟他以前不认识的小朋友学习怎样一起工作、一起游戏，只此而已；而小学和初中，我们要培养他们读书的习惯、读书的态度，发现读书的乐趣，内容并不是那么重要的。很不幸在今天的考试制度下，他们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他们只是养成被考试的习惯。他们没有发现读书的快乐，他们只知道补习的痛苦。”“高中和大学的七年是第三个阶段，因为那个阶段一个年轻人的心智已经成熟了，我们就应该帮他做准备：怎么样踏入社会，如何从事更深的学问工作。这就回到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问题，在很多古老的欧洲教育系统里头，通识教育的课程是在高中时候学的。”

刘炯朗说，“两岸的小学、中学教育，因为考试的压力，没有养成好的读书的习惯，没有培养正确的读书态度，没有发现读书的快乐。我们可以当他们进了大学之后帮他们补回来，把他们救回来，怎么做？就是有非常好的、要求非常严格的、非常有趣味的通识教育。”

现场有学生提问，“假如我们注重通识教育，是不是会让专业教育受到影响，是不是会影响到同学们将来就业的机会？”刘炯朗说，“我要强调绝对不是。不管是通识教育，还是专业教育，它的目的是一致的。通识教育跟专业教育不是互相抵触的，不是互相争你们的时间跟精力的，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

在与陈丹青对谈之前的另外一场论坛中，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王晓阳认为，通识教育是未来的大学教育之路。从狭窄的专业人才，到宽口径的专业人才、复合型人才，中国大学的教育理念在不断地更新。“大学所谓通识教育，不管是人文的，还是学数学的、理科的、包括工业的，这些东西都可以称为通识教育，是很基础的，都是水源，而后的专业知识是流。很多专业知识都是在基础学科发展起来的。通识为本，专识为末。”

王晓阳说，“现实世界当中自然的事情和人文的事情是相通的，大学教育也要认识到相通的要求，大学里不能学碎片的知识，碎片的知识你就不知道它的意义何在了，所以学起来就很枯燥、很乏味。”再加上如今社会人的职业变换频率会越来越大，王晓阳叮嘱在场的大学生，在这四年期间要做很好的准备。

大学应做一个“热水瓶”

对谈中，无论是刘炯朗还是陈丹青，都对教育被考试制度异化的现状表示痛心，刘炯朗说，“现在我们都觉得学生感到很大的考试的压力，这个压力来自什么地方？这个压力是来自父母亲，这个压力是来自社会。”陈丹青说，“除了体制的问题，我一直对中国家长意见非常大，最先塑造你们，最先把你们弄得不像人样的，不是学校，是家长。”

谈及对于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刘炯朗说，“我们觉得我们培养不出来世界级的大师，我们的学生没有创新的能力、没有领导的能力、没有幽默感、没有口才表达的能力。为什么？在大陆和台湾，我们的考试制度训练出来的学生，目光是很短的，视野是非常狭窄的，为什么？为了考试，你的目光必须非常短，为了考试你的视野必须非常狭窄。所以我们假如不能够从那边跳出来，这就影响到我们未来的人才。”

在大学阶段，“有用”、“利益”仿佛成了家长与大学的第一选择。王晓阳批评说，“家长和社会是很功利的，往往看这个专业很赚钱，毕业之后工资高就都想选这个专业，所以像北京清华经管学院，金融就有很多高考状元都想学这个专业，都堆在一起了。清华的学生还停留在‘稻粱谋’的境界，真的是太低了。”

那么，大学的教育，到底目的为何？刘炯朗说，“希腊有位教育家讲过，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一个有学问、有道德、有用的人。”刘炯朗认为，在这一点上，不管是通识教育还是专业教育，它的目的是一致的。在做学问这一点上，通识教育可以让年轻人“知道做学问功夫的态度是怎么样，做学问功夫的困难是怎么样，你做学问功夫得到好的结果的快乐是怎么样”。

刘炯朗在1956年得见时任台湾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虽然只是远远地见到校长在办公室，但一直对先生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念念不忘。熟悉中国古典文学的刘炯朗知道，那是仿自孟子的“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几十年后，自己也成为这所大学的校长，刘炯朗希望能践行梅贻琦之一二，他说，“一个大学，最重要的是培养一股风气，能够培养一股学术的风气，自然就是好大学。”

刘炯朗将理想的大学比作“热水瓶”：把热的东西放在热水瓶里面，它给你保温，你把冷的东西放在热水瓶里面，它给你保暖。他畅想这个热水瓶的培养功能：“营造一个环境，让花草、树木、人才滋长、发芽、开花、结果。”

刘炯朗：广东省中山县人，麻省理工学院电机博士，2011年卡夫曼奖(PhilKaufmanAward)获得者，曾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伊利诺大学，于1998年出任台湾清华大学校长，2000年当选台湾中研院院士，2002年从清华大学退休。

《一次看懂自然科学》、《一次看懂社会科学》： 刘炯朗著，山西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