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哲学萌发新的生长点

王成兵

力图挖掘杜威政治哲学观念

进入21世纪以来，杜威的哲学思想不仅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给人过时的印象，而且似乎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有时代性。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在于，国外学术界力图在当代学术语境中发现和挖掘杜威思想中最具有理论活力的思想主题——政治哲学观念。2009年是杜威诞辰150周年，西方学术界的多种学术会议自然把对杜威思想和影响的反思作为研讨的主题之一，其中的重点是致力于在全球化语境中反思和总结杜威的政治与民主观念。比如，知名实用主义专家理查德·伯恩斯坦为2009年于冰岛召开的“社会中的实用主义与民主”国际研讨会所作的主题报告提出，民主是杜威思想中最为核心的论题，在长达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虽然杜威关注的问题非常多，但是，他总是不知疲倦地返回到民主这个论题上，他其实是把对民主的意义和后果的探讨作为终身不渝的人生追求。同样，尽管杜威对经验、探究、教育、宗教和艺术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是，他总是间接或直接地关注这些论题给实践民主理念带来的巨大影响。也因为如此，在当代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讨论中，人们经常可以找到杜威的身影。

学者们进而主张，要在21世纪的语境中重新理解杜威的民主观念。有学者提出，应当注意在多样性、差异性和包容性的时代背景下来探讨杜威的多元的、商谈的和沟通的民主理论。研究者们尤其注意从那些对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思想持更宽容态度的当代欧洲哲学的视野中重新发现和建构杜威的民主多元主义。2010年出版的颇具权威性的综合性研究作品《剑桥指南（杜威卷）》(Cambridge companion to Dewey)明确地将杜威定义为“一位倡导民主的哲学家”，并从形而上学、道德哲学、心灵哲学、政治哲学等多重角度，讨论了杜威在认识论、自然主义、探究的逻辑、实践优先性和心灵哲学中的观点，立体地重现和解读了杜威哲学。和本书编者对杜威的定性相似，作者之一罗伯特·维斯特布鲁克（Robert Westbrook）的研究侧重于杜威哲学的民主底色，他指出，虽然杜威的代表作《经验与自然》以及其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发表的大量文章是形而上学气息浓厚的作品，但是他在1919年的《哲学与民主》一文中从认识论、伦理学和教育观念上对民主问题的讨论，对我们理解杜威更为重要。考察这个立场的原因，或许是因为杜威于1904年发表的《哲学和美国的国家生活》一文中提出的“美国哲学必须诞生于也必须回应对民主的要求”这个论断的影响深远，这也解释了杜威的民主思想以及与其相关的现代道德问题始终是近年来研究热点的原因。

与传统的文本阐释的研究策略有所不同，另一本关于杜威的新近研究成果《约翰·杜威和伦理生活习惯》围绕当下问题，利用杜威的相关思想成果的思路，对比哈贝马斯关于交往的政治哲学，解读了杜威的教育思想和政治观点，提出在公民教育中必须“鼓励公民共同进行一种使其行为去影响更广大世界的方法”，公民教育必须考虑相较于自身所在的团体而言更大的“共同体”，并进行一种政治实践上的审美教育，以此铸就社会中的道德和智力方面的关联。作者主张，要依靠杜威的“组织的艺术”，“领导个体去建立一个关于他们自己和他者的政治状况的‘地图’，并在这个地图中进行他们的道德与政治的探究行动。”而关注、理解、参与那些发生在别处的政治事件和这个地图的描画是同步完成的。作者J·科斯诺斯基指出,分权式的机构、即时交流手段的广泛传播和便捷的交通支持，使得个体生命受全球事务的影响程度越来越高，我们现下生活在一个日益“流体化”的社会情境中，而这个事实的另一面就是个体对大事件的影响也在加强。这就使得道德考量不但只是康德式自我意志的立法问题，也不能局限于休谟对于人性道德可能的基于同情的思考，而是回归到古希腊的如何使人更好的生活的古老话题上，并且以一种和罗尔斯的反思平衡有异曲同工之妙的策略，在一种实践立场优先的前提下，将人类的道德生活和智力生活在群体化的语境里进行互动式解读。

重视杜威思想和西方传统哲学的关系

过去很多年中，国外学术界可能一直对实用主义哲学有着一种简单化的偏见，与此相关，学术界即便不是全盘否认，也是忽视了对杜威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亲缘关系的研究。最近几年来，学术界比较重视从西方哲学的学术背景中展现杜威思想的学术底蕴，展现作为一名哲学家的杜威与西方哲学传统的密切关系。其实，在古典实用主义哲学家中，杜威算是接受过地地道道的西方哲学训练的哲学家，他的思想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也打上西方传统哲学的烙印。近年来，随着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的“杜威研究中心”对杜威许多重要哲学史讲稿和手稿的整理，学术界很自觉地加强对杜威哲学思想与西方传统哲学的关系的探究。

在2010年出版的《实用主义转向》的导言中，伯恩斯坦回顾了包括杜威在内的古典实用主义者出场的哲学史背景。他指出，在美国的后内战时代，詹姆士、皮尔士、杜威参与并推动的在麻州剑桥组建的形而上学俱乐部提供了当时美国哲学的主要语境，然而常常被忽视的另一个来自欧洲大陆的文化背景是，“剑桥并不是当时美国在后内战时期的唯一一个哲学活动中心。在19世纪，许多影响深远的的德国知识分子移民到美国，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了著名人物。他们也带来了德国哲学的兴趣，尤其是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康德俱乐部’和‘黑格尔俱乐部’分别在密苏里和俄亥俄得以成立。”这也佐证了杜威对当时美国哲学界的一个基本判断：新康德主义和黑格尔主义“在19世纪末期的美国是非常重要的。我自己以及与我一起阐释工具主义的同伴们是从成为新康德主义者开始的，同样的皮尔士的观点是从和康德主义的决裂开始的，而詹姆士是从和英国学派的经验论分道扬镳开始的。”这或许表明了从当时的美国学术背景分析实用主义的开端的重要性，而更深层的问题是，这个话题背后隐含的关于美国实用主义和德国的观念论之间的关系问题。据伯恩斯坦的论断，1867年创建的《思辨哲学杂志》（Journal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其早期卷目中包含大量对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论著的翻译作品。甚至可以说，不止是在实用主义之初，黑格尔哲学至少在三个时代非常深刻地影响了包括杜威在内的美国哲学家的哲学灵感和讨论方式：19世纪末，20世纪中叶和当下。与此思路相关，国外学术界近年来的研究工作尤其注意杜威哲学与古希腊哲学的关系。有学者细致讨论了杜威的道德实用主义和亚里士多德的道德思想的内在关系。他们指出，亚里士多德对习惯在性格的形成中的关键作用的强调和亚里士多德对友谊的论证等，对杜威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简单浏览一下《杜威全集》的目录，我们不难发现，杜威的许多哲学作品的创作从一开始就具有浓厚的西方哲学的色彩，具体到很多重要的哲学观点上，一眼就可以看出其中的欧洲哲学的影响。比如，最近学术界讨论比较多的杜威后期哲学中的共同体思想，其实与黑格尔、亚里士多德和莱布尼兹的思想都有密切的联系。可以预料，哲学史中的杜威和杜威对哲学史的理解，应当是未来杜威哲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

在世界文化背景中重新思考杜威哲学

近年来国外学术界力图用跨文化的视野来探讨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在当代世界中的意义。也许人们对杜威哲学的地位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杜威无疑是美国哲学家中最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文化名人，他思想中所蕴含的价值观、民主的理想和对教育的重视以及他的哲学话语方式，曾经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地方和文化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在世界文化背景中重新思考杜威哲学的意义和影响，也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态势。人们开始严肃思考诸如杜威的实用主义对全球民主的看法、杜威的扎根于美国文化的民主观念与其他文化的关联性、民主能否采取欧美之外的形式等问题。在这个方面，我们认为，美国学者安乐哲（Roger Ames）等近年来对中国儒家思想和杜威思想的比较研究，在西方学术界颇有影响。也可以预料，随着我国学术界对百年西学东渐的反思，我国学术界会有更大的兴趣参与到对杜威哲学的跨文化维度的研究工作中去。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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