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箴文化的演变与借鉴

——郭成伟教授在华东政法大学的演讲

来源：解放牛网    解放日报

郭成伟

思想者小传

    郭成伟 1946年3月生，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世界法律语言学会学术委员，中国法制史专业委员会副会长等。曾多次主持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主要著作有《新中国法制建设50年》、《社会犯罪与综合治理》、《当代司法体制研究》、《唐律与唐代吏治》、《官箴书点评与官箴文化研究》、《清代官箴理念对州县司法的影响》等20余部，发表论文30余篇。

  中国的法律文化是一个巨大的思想宝库，我们怎样来认识它，可能各有各的体会。今天我想就官箴文化与大家做一点交流。

  众所周知，所谓 “官”就是掌权的为政者； “箴”音同针灸的 “针”，在古代，如果一个人生病了，一般要通过针灸打通穴位，使气血顺畅。如果官员有病，该怎么医治？一个是靠法律的监控，一个就是在思想方面的启示和告诫。所以官箴文化不是普通的文化，而是专门针对官场的。在行政方面，它要解决行政管理的弊端；在司法方面，它要解决司法的公正公平；在文化层面，它是解决官僚政体病症的方法，要触及它的深层问题。它贯穿于整个立法、执政、司法的过程，因此它是所有执政者的指导原则和指导思想。

  俗话说 “人有病天知否”，这里的“人”不是一般的人，是君王，君王的病不见得自己知道，所以要问之于“天”，“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实际上“天”就是民心。那么，怎么能够治官僚、君主的病？就要收集老百姓的反映，把它们汇集成箴言，然后进谏给帝王，让他有所警觉和借鉴。这就是最早的“箴”的来源。 “箴”是来自民间、来自下层的，因为下层最接近实际，最能感受到行政失误和司法弊端，他们对问题的认识，经过升华，转变为箴言，成为带有警示与告诫性的内容。

官箴文化的演变

  官箴文化的发展有其内在演化规律：最初是以监督帝王、天子为主；到秦朝加强中央集权时期，主要是君对臣，上对下；汉唐时期，出现了君臣互箴的局面；而到了封建晚期，则形成了官吏为求自保的自箴文化。

  官箴文化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民主遗风。比如一些上古的文献，就记载了黄帝曾经给自己立过箴言，叫做“悔己”——自己不断地告诫自己。他说，统治老百姓，帝王在群众之上，但是如果残害老百姓，倒行逆施，基础就会动摇，结果就是“夕不致朝”，即早上还在统领朝政，晚上就被人民赶下去了，所以要告诉自己不能侵犯老百姓的基本利益。由此可知，在原始社会的父系社会阶段，已经产生了自我警戒的箴言。到了西周时期就产生了中国第一部官箴，叫做《虞箴》，这部书一直传到东汉。从西周开始，中国的法律文化就揭开了官箴书的重要一页。 《虞箴》的产生是有深刻背景的，因为周武王是以西部边陲的一个小邦国打败了邦畿千里的商帝国。周武王经过认真思索，对商纣王的失败进行了认真总结，决定实行百官献箴的制度。他让一个叫辛甲的大史，把民间所有对周王朝治理国家的利弊得失的箴言汇集起来，定期送给自己看，了解民情，用这些东西警示自己，避免个人意志的肆意横行，以免重蹈商纣王国败身亡的覆辙。而且历代周的君王都坚持自箴自省，接受群众舆论的监督。我想，西周能够坚持300年，东周又延续500年，与这个制度是有关系的。

  官箴文化虽然古已有之，但是有一个演变过程。从西周一直到春秋战国，我们看到的官箴书大部分内容都是自下而上，群臣百官对皇帝的劝诫。这个时期的官箴文化是以告诫君王、天子为主的。

  等到秦朝建立以后，官箴文化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因为秦朝建立的是统一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大帝国，树立起皇帝的绝对权威。皇帝总揽全国的军政各项大权，他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这个时候的官箴就转化成帝王约束告诫百官的工具。比如云梦秦简的《为吏之道》，就是皇帝对各级官吏的约束。我们不妨找几条看一看。 “凡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毋私，微密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这里讲的几个方面，如清正廉洁、审慎公道等，都是帝王对群臣的告诫和约束。因此第二个阶段是上对下，皇帝、君主对百官的官箴要求。秦还有一个特点，它把官箴纳入了法制，用法律的形式将它固定下来。以后各代也都把这些内容放到了法律当中，比如唐律就有这样的规定。

  官箴文化的第三个阶段，也是最重要的阶段，是汉唐时期。我之所以把汉唐时期放在一起，是因为二者有相同之处：政治开明、文化发达、经济繁荣，整个社会蒸蒸日上。我查询了两个朝代的法律文献发现，它们都实行一种制度，叫做“君臣互谏”，互相告诫、提醒和约束，这是这两个王朝最突出的特点。比如汉朝，先后制订了数十种官箴书，包括中央对各级官吏在官箴方面的要求，有《司空箴》、《尚书箴》，还有《廷尉箴》等。官箴的要求由大而化之的为吏之道，进入职业化和专业化，对各个部门、各个机构都提出了具体要求。同时，也允许各级臣僚提出切实的官箴意见来纠正帝王的过失。譬如汉初，贾谊、董仲舒等都不断地给帝王提出很重要的官箴要求来约束帝王。

  我觉得这种相互监督、相互告诫的氛围，是一个统治集团能够实行开明统治、避免过失的很好方法。唐朝在这个方面做得最出色。一方面，皇帝对各级官吏都做出了很明确的官箴要求，也允许各级官吏针对皇帝执政当中的重大失误提出警示方面的意见。比如唐太宗曾经写过《百字箴》，他把官箴的要求归结为100个字。他说做官应该广泛交往，但是应该“交有德之朋，绝无益之友”，即交一些道德高尚的人做朋友，以此为光荣，而不要交酒肉朋友，他们可能把你拖下水；在对待财产、财务的问题上，他主张“取本分之财”，也就是说取之有道；要“戒无名之酒”，即戒掉不必要的酒宴，保持清廉；还要“常怀克己之心，闲却是非之口”，不要老说别人的短长，而要对自己的行为反复审慎地检讨。虽然这些话很普通，但是对官吏来说是很有价值的。

  这是君王对官吏的劝导，同时还有很多官吏对君王非常明确、甚至是一针见血的告诫。比如唐朝时任一般官职的张蕴古，他看到唐太宗在国家形势好转之后有明显的想腐化的征兆，就给唐太宗上了一个箴言，叫 《大宝箴》，告诫唐太宗要体察民情，解决民间疾苦，百姓才能归心。唐太宗接受了张蕴古的建议，先后实行了均田制、租庸调制等，着力解决民生问题。所以我们看到，贞观元年还是天下大乱，而到了贞观四年就实现了天下大治。

  到了唐朝后期，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唐宪宗崇尚武功，经常去打猎，操练队伍，但是他不过问政事。于是有个吏部郎中柳公绰，给唐宪宗上了 《太医箴》，告诫他崇尚武功、不理国事的后果就是宫廷政变、天下大乱。这个 《太医箴》上达唐宪宗时，唐宪宗为之一震。他不仅肯定了 《太医箴》，同时把柳公绰提升为御史中丞。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好的王朝是开放、开明的，是上下互通、相互监督的。除此之外，唐朝还有一个特点，是君臣共治。唐太宗设置了十几个宰相、副宰相，遇到重大问题时，要都堂集议，避免皇帝个人决策的失误。我认为，汉朝的高度发达，还有唐朝的贞观和开元两个盛世，都与这种君臣相互监督的体制是分不开的。这种官箴文化在提高人们的警觉意识、防范皇帝的失误方面，是有促进作用的。

  最后一个阶段是宋明清。这一时期的官箴文化，随着晚期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整体没落，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况。这个阶段不是君臣共治，而是采用各种办法来限制官吏的权力、监督官吏，甚至利用一切手段打击异己势力。所以从宋朝开始，出现了官吏为求自保而形成的一种自箴制度。明朝在朱元璋统治时期，实行重典治乱世，他不但重典治民，而且重典治吏。有些小说里写，官吏在入朝前一天晚上，要进行告别晚宴，交代自己的后事，如果自己明天回不来，家里人要做些什么事情，如果第二天上朝回来了，举家欢庆，算作多活一日。这个时期，官吏普遍有一种伴君如伴虎的恐惧心态。因此，这时的官箴更多地倾向于自保。据说朱元璋在过五十大寿的时候，全国各地的官吏都写贺表。其中一个官吏写了“光泽天下”，朱元璋看了以后勃然大怒，将他处死。朱元璋认为，“光”是骂他剃过头做过和尚，“泽”和“贼”音不分，就是骂他做贼参加过农民军。总体来看，这个时期官箴文化是走向没落的，谈不到官箴监督警示帝王的实际作用。

  从官箴文化的整个发展历程来看，它和封建社会整体的发展是同步的，有其内在的演化规律：最初是以监督帝王、天子为主；到秦朝加强中央集权时期，主要是君对臣，上对下；汉唐时期，出现了君臣互箴的局面；而到了封建晚期，则形成了官吏为求自保的自箴文化。

官箴文化的启示

  一个官吏真正能够做到以公御私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做到了这一点，就会标榜于青史，永远被人怀念。老百姓不会轻易怀念一个人，他们怀念有仁义之人，怀念给百姓带来富裕之人，这样的人会受到民众世世代代的尊崇。

  下面我想讲一讲，该如何看待官箴，它有些什么价值。虽然官箴文化是在专制的环境下产生的，是人治的产物，但它也包含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当中足以借鉴后人的优秀成果。因此我们要辨证来看，剔除糟粕，发扬精华。我觉得能够给我们以借鉴的，大概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是为政之道。首先是 “以公御私”。有一句流传已久的古话：“为官，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所谓“私罪不可有”，这里的“私罪”就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损害国家和老百姓的利益，比如侵占老百姓的财产、挪用国库的公款，这种因私而导致的犯罪行为是为正直的官吏所不齿的。但是要为公获罪却在所不惜。为什么会因公获罪呢？这就是官箴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它倡导要对国家、民族负责，就不能眼看着皇帝或者上层的误国行为而无动于衷，必要的时候甚至不惜舍弃生命。最著名的就是明朝嘉靖年间，海瑞看到皇帝几十年不升朝，国家面临动乱，他在家里备好棺材，写好给嘉靖皇帝的上书，准备以死相谏。他写道，“嘉靖嘉靖，家家皆净”。据说嘉靖皇帝看到以后勃然大怒，下令将海瑞押入大牢以待处置。可是，嘉靖皇帝因为身体不好过世了，海瑞才在万死中求得一生。这种以死相谏的精神恐怕是官箴文化最精彩、最光辉的一面。当然，一个官吏真正能够做到以公御私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做到了这一点，就会标榜于青史，永远被人怀念。我记得商汤在《汤诰》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老百姓不会轻易怀念一个人，他们怀念谁呢？怀念有仁义之人，怀念给百姓带来富裕之人，这样的人会受到民众世世代代的尊崇。一个王朝能不能长久，靠什么呢？要靠“克诚”。 “克”就是克己，“诚”就是诚信。我们可以看到官箴文化在这些领域都体现了为国家为民族大公无私的精神。

  还有一种是 “以忠御奸”。这里的“忠”是指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有一个明确的立场。古人讲忠，就是要忠于国家、忠于民族，而不是忠于某个人，也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忠于某个君主，如果是那样，就是愚忠。梁惠王曾问孟子：“商汤放逐了夏桀，武王讨伐纣王，你怎么看待？”孟子回答，“夏桀也好，纣王也好，是屠戮老百姓的独夫民贼，他们不是国家的代表，也不是民族的象征，商汤放逐夏桀，武王讨伐纣王，是代表人民，是有利于民族、有利于国家的是大功于民族，是大功于国家的，商汤、武王谈不上以下犯上。”这就涉及到一个标准问题，即不提倡愚忠，忠于某个人。这是官箴文化的一个重要价值。还有一些如“以信御诈”，讲诚信，反对欺诈；“以和御离”，讲和谐，反对分离和分裂。这些都是为官最基本的指导原则。

  第二是为政之德。德即操守，为官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德操，古人在这个方面研究得比较深。南宋一位学者叫吕本中，他对为政之德作了高度概括，三个字：一是“清”，要清廉，这是为政之本；二是“慎”，慎言慎行；三是“勤”，即勤政。他说这是为官之德、为官之宝。如果一个人为政清廉，即使出现了错误，大家都会认为你是一个守本分的官吏。如果你勤政，做事审慎，为老百姓造福，老百姓拥护你，为官就能善始善终。他讲的道理很深刻。我们看到现实中很多官员中途落马不得善终，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不能坚守这三字之德。

  再回到唐朝，武则天专门写了 《臣轨》，内容主要是关于臣子应该遵守什么样的道德规范和道德准则。 《臣轨》不但讲了清、慎，还讲了勤。有一句话是“非其路而行之，虽劳而不至”，本来这条路走不通，你偏要走，你花了很多功夫也到不了； “非其有而求之，虽强而不得”，这个东西不是你的，就不要强求，强求也得不到。我们知道，武则天并非平庸之辈，首先她是在唐太宗的熏陶之下，逐渐懂得了治国之道，然后她又独立掌握政权，对官吏怎么进行教化、怎么来约束，她有一套成型的东西。 《官箴书集成》的第一卷第一段就是武则天的 《臣轨》，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翻一翻，可能会有一些启发。

  第三是为政之术。这里的 “术”不是权术，而是为政的艺术。实际上，按照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古人是把管理作为一门科学，是讲究艺术的，就像天人合一、天地合一、人地合一一样，是一种很和谐、很艺术的形态。清朝有一个幕僚叫汪辉祖，他写了很多官箴书籍，认为为政要讲艺术。他说 “刚则易折”，为官如果过于强硬就会遭受重大的挫折； “柔则易暗”，如果你太柔弱，你的施政纲领就没法实施。所以，为政者，当刚则刚，当柔则柔，刚柔相济。除此之外，也要 “方圆相协”，当方则方、当圆则圆，方圆相协、相互结合。还有如“文武并用”等，我就不展开了。

  我们看到，康乾盛世时期遗存的官箴书籍是最多的，在102种官箴书当中，清朝占了70多本，大部分是集中在顺、康、雍、乾时期。重视官箴文化建设，用官箴文化组织教化官员群体，提高他们的素质，这是清朝预防腐败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我们也注意到，官箴文化的多数内容还是重视道德约束，虽然有一部分纳入了法律规范，但总体上看制度的约束比较少。所以，仅仅靠官箴文化还是不行，真正进行廉政建设还要从制度层面进行约束，要将官箴文化和法律的规范、制度的约束结合起来。

  我在看 《尚书·大禹谟》的时候，发现中国古人的行政理念是很深刻的，里面有一句话是 “德为善政，政在养民”。一个专制的、人治的国家，既要维护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又要维护民众起码的生存条件。要把人治的环境改造成德治，就是开明的专制，要为老百姓带来福利，实现养民和富民的目标。历代执政者都形成一个观念，叫为国之要，首在富民。当官就要为老百姓造福，使老百姓过得富足，这是为政的一个基本理念。所以我们看到，许多清官是能为老百姓做实事的，以改善环境、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准为目标。

  最后我讲一讲官箴文化在价值方面的体现。

  第一，强调自律性。武则天在 《臣轨》当中讲到一段话，我觉得对封建官吏乃至现代官员都有自律的作用。她说“智者不为非其事”，你要是一个明智的人，你就不应该做那些不应该做的事情； “廉者不为非其有”，你要想为官清廉，就不要有非分之想和非分之举；作为一名官员， “富贵不如义多，高位不如德尊”，富贵不如多做好事，位高不如修炼德行。这里的 “位”是指官位， “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一个人在做官的时候，要多积一些德，多为老百姓做点好事，如此你会被记住。这使我想起 《冯?客孟尝君》。冯?有一次被孟尝君派出去收封地的租子，结果冯?到孟尝君的属地，把老百姓都叫来，把他们的契约全部都烧掉了，冯?宣布： “孟尝君觉得大家过得很苦，把大家不能偿还的债务全部都免除了。”回来后孟尝君把他骂了一顿，说你倒得了个好名声，我这么多钱财全部都没有了。孟尝君后来出了事情，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封地，结果封地的老百姓全部出迎，把他看成是救命恩人，这时候孟尝君才知道，冯?之前做的事情不是仅仅把不能偿还的地契给烧了，而是给他买义，给他赢得了声誉，而这个声誉正好保住了他的晚年。

  第二，警示性。可能很多人都参观过清朝遗留的县衙，你们注意看看它的显著位置，基本上都会刻几句警示性的箴言，比如 “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为官的你要知道，你的俸禄、你的饷银是老百姓的血汗钱，所以你要时时记得是老百姓养活了你，如果你残害了老百姓，就要遭到上天和历史的惩罚。这种警示还是起一些作用的。

  第三，启示性。明朝有一个官吏叫曹端，他所总结的为政理念给我们有很多启示。他说， “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意思是说，下属的官吏不害怕我拍桌子瞪眼，他们最担心的是我廉洁，如果我廉洁而下属贪污，就可以立即法办。他还说， “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老百姓并不佩服你多有才能，最佩服的是你为官公正、廉洁、有效。他接着说， “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因为你廉洁，你发的政令也好，你提的要求也好，官吏不敢怠慢。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 “公生明，廉生威”，公才能使人明智，廉才能产生威信，这种威信是从老百姓内心中产生的，这样才能建设良好的政治。 （根据录音整理，经作者审阅，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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