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终其一生的“愈愚”者

时世平

　　【核心提示】严复的悲剧是所有孤独的思想者共同的宿命：他们能洞察真理的逻辑，却理解不了实践的辩证法，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后，便被历史的回潮裹挟而去。

　　1877年，严复与船政学堂毕业同学共12人，被选派赴英国深造。国外各种业已成熟的思想理论和五花八门的学术新潮，为严复维新思想的酝酿和形成提供了重要养料。

　　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　　
　　伦敦留学两年多的时光，让严复耳目一新，眼界大开。他实际考察了英法两国的政治、法律、教育等机构。与西方的繁荣景象相对比，中国当时的情形则大相径庭。严复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专制政治与立宪政治的不同。“谋国者以钳制其民之私便，必使之无所得为于其间，乃转授权于莫知谁何，视此如传舍之人，使主其他。”
　　从其后来归国后的一系列译著与时评引述中可见，他对于当时业已流行的各种思想理论有一定的掌握和认识。亚当·斯密、孟德斯鸠、边沁、穆勒、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人的观点是严复最为倾心的，并常常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及，也亲自翻译过他们的著作。严复对西方社会政治的敏锐观察和他研读近代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经典著作的心得体会，曾引起清朝政府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的惊奇与赏识并引为忘年交，这也可以说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
　　正是留学这段阅历，让严复认识到：“夫如是，则一种之所以强、一群之所以立，本斯而谈，断可识矣。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开启民智，成为严复一生的行动指南。
　　1899年，严复在致张元济的一封谈论翻译的长信中写道：“复自客秋以来，仰观天时，俯察人事，但觉一无可为。然终谓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大者则谓译书为当今第一要务”，严复认为应以西学为主要内容，疗救当时中国的愚昧与落后。1906年，严复在《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中阐述：“处物竞剧烈之世，必宜于存者而后终存。考五洲之历史，凡国种之灭绝，抑为他种所羁縻者，不出三事：必其种之寡弱，而不能强立者也，必其种之暗昧，不明物理者也，终之必其种之恶劣，而四维不张者也。是以讲教育者，其事常分三宗：曰体育，曰智育，曰德育。”　　

　　于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中求其本
　　1894年甲午战争，严复感受到了国危民困的切肤之痛，在天津《直报》上，他一连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文章。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开头便是：“呜呼！观今日之民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而在《原强》中，严复这样分析当时的社会现状：“将不素学，士不素练，器不素储。一旦有急，则蚁附蜂屯，授之以扞格不操之利器，曳兵而走，转以奉敌。其一时告奋将弁，半皆无赖小人，觊觎所支饷项而已。至于临事，且不知有哨探之用，遮萆之方。”
　　激于爱国热情，为了开民智、警人心，严复开始译书、作政论、办报纸。其忧国忧民、寻求救国真理的历史使命感，使他下工夫去翻译西方的新理论和新学说，从经验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到“天赋人权”的自由、平等主张，再到唯物的、提倡行动和斗争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等系统地介绍给国人。于是从1896年起到1908年，他先后翻译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约翰·穆勒的《逻辑体系》、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等，其中影响最大、最深远的是《进化论与伦理学》（严译《天演论》）。
　　对原著者的观点，严复并不是完全赞同，以对《进化论与伦理学》翻译为例，他经常引用斯宾塞、达尔文的理论批驳赫胥黎。他赞同赫胥黎关于人不能被动地接受自然进化而应当自我持存、积极进取的主张，又不同意赫氏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分为两截的观点；他同意斯宾塞所认为的自然进化是适用于包括人类在内的万事万物的普遍规律，又不接受斯氏把人类社会的弱肉强食视为理所当然的强权逻辑。他抱着“唯我所需”的态度，在不同的观点中进行选择、提炼，宣扬的是“适者生存”的绝对性和“与天争胜”的必要性，强调无论是草木虫鱼还是人类，无论是国家民族还是个人，都是“进者存而传焉，不进者病而亡焉”，只有自强、进取，才能生存、发展，倘若昧于时势而无所作为，必将被淘汰出局。
　　民族的自决自救、奋发图强，是《天演论》所演绎的主旋律。在实际翻译《进化论与伦理学》的过程中，严复并没有对原书照搬直译，而是根据需要选译了其中的导言和第一部分，以自己的理解改名为《天演论》，内容上有增减、有改造、有发挥，突出了物竞天择的原理，发挥自强保种的思想，并对清王朝统治阶级的顽固、保守进行了批评。
　　严复还以物竞天择的进化论原理为依据，阐发了他对于民众进行启蒙的思想与主张，他认为，要使竞争得到胜利，必自教民始。他提出，设学校以培育老百姓智、仁、勇的精神，使老百姓的德、智、力都能健全发展。“故欲郅治之隆，必于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中，求其本也。故又为之学校庠序焉。学校庠序之制善，而后智仁勇之民兴。智仁勇之民兴，而有以为群力群策之资，夫而后其国乃一富而不可贫，一强而不可弱也。”这是严复借赫胥黎之口发出自己的改革呼喊，它与严复在此前发表的《原强》一文所表达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强调发展教育的维新思想如出一辙，是其认定的拯救中国之路。　　
　　民智未开的悖时之为　　

　　严复强调因时而变，但并不赞同激烈的社会革命，甚至也不赞同康有为式大规模的制度变革。严复对西方的自由、平等、共和的了解在同时代的人中是屈指可数的，他也深知要实现这些目标的一个重要前提是高水平的民族素质，甚至于把这一前提看得过于重要。在严复看来，在清末民智水平很低的情况下，要推行民主共和，不但是不可能的，而且是有害的。
　　1905年，孙中山在欧洲就发动共和革命的问题征求严复的意见，严复坚决反对，认为当时的中国人还不具备实行民主政体的条件，并提出最好的办法不是革命，而是先从教育入手，待民众水准达到共和要求后再创建新的共和国。这仍然是严复开民智、愈愚思想的一种坚持。武昌起义后，面对纷乱复杂的社会乱象，严复不仅坚定了自己先前的主张，而且渴望推行君主立宪。这可以从他与袁世凯两分两合的关系看出。
　　因而，尽管承担了资产阶级革命之启蒙者的历史重任，严复本人却一直置身于阶级和民族的群众性斗争之外。有人说，严复晚年落伍了，变成了一个复古者。其实，改变了的只是世事，严复并没有变，或者说，严复心智的底色并没有变。严复的悲剧是所有孤独的思想者共同的宿命：他们能洞察真理的逻辑，却理解不了实践的辩证法，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后，便被历史的回潮裹挟而去。
　　
   来源：2012年4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92期 作者：时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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