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现代国家建构的文化根基

任剑涛

燕山大讲堂138期 主题：现代国家建构的文化根基

要点一：【现代国家的三种文化类型】第一，由政教合一到政教分离，或者叫做西方国家文化的类型；第二，由教化主导到理性建构；第三，从抵抗政治到政教张力。

要点二：【“分权制衡”来自西方，我们就反对？】现代国家的建构，文化因素是次要的，政治自身因素是决定性的，因此一定要杜绝那些以谈论思想文化问题来偷换我们对现代国家建构当中政治问题的企图。不谈我们现在国家建构里为什么要分权制衡，只说这些是西方文化的东西，一下就把现实问题偷换成文化问题。

要点三：【中国传统文化积淀需要理性清理】我们在为建构现代国家聚集文化资源时，就不能够简单的将古代历史解释为皇权专制史，把现代史解释为抵抗政治史。古代史既不是一塌糊涂，也非美轮美奂，但它的文化积淀一旦通过理性清理，将对我们建构现代国家发挥重大的推动作用。

要点四：【现代国家建构的政治史比经济史更长】作为现代国家在1492年以征服的经济力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展开的现实建构和1215年英国大宪章开启的现代分权制衡的国家建构，这是两个过程，一个是经济力量现实推动，一个是政治理念的政治推动。因而现代国家建构的政治史比经济史更要源远流长。

要点五：【儒家学说不可能单独救中国】研究儒学的人试图拿出儒学救中国，但永远解释不了1840年的悖谬，既然传统儒家可以产生现代国家建构，为什么1840年没有拿出来？为建构现代国家聚集传统文化资源的儒家研究、道家研究、佛教研究都不应该被排斥。

要点六：【中国未来的前景是光明的】中国未来的前景是否光明在于：第一，中国人逐渐明确的个人政治理念会怎样。第二，政治博弈和权利交换会有什么结果。第三，中国现代发展的内外部环境会不会有一个重大变化。我们回顾绵延了两百年顽强的宪政奋斗历史，就可以看到这种理念对于我们政治生活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这是清除不了的，这是力量所在，也是前景和希望所在！

嘉宾：任剑涛（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主办：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承办：腾讯评论

时间：2011年11月18日（周五）晚19点-21点

地点：中国政法大学（北三环蓟门桥校区）图书馆学术报告厅

主持人：李国盛

任剑涛：今天聊的话题大家可能会有一些揣测，因为政府刚刚发布了一个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决议，所以有朋友问我会不会讲这个问题，我说今天不会讲。因为这个问题还上升不到以国家建构视角来审视文化根基的层面。刚刚主持人国盛已经介绍了我要讲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我是从这些问题扩展开去分析现代国家建构所遭遇到的双重难题。什么难题？我们要从传统国家建构现代国家，但所有国家在建构现代国家之前都有其历史文化积累，这一历史文化积累究竟是它建构现代国家的动力还是建构现代国家的阻力？尤其是从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170多年历史来看，我们都深深了解的传统儒道互补的文化对我们每一道现代国家建构的十字路口都变成了一个据众说纷纭、让我们不知所措的问题。同今天的儒家复苏一样，我们到底是该欢迎还是该拒绝？于是反传统和赞成传统的人争论得不可开交。这是我们关心的一个问题。

第二，我们在建构现代国家时，必须要为建构现代国家的当下政治转变聚集文化资源。那究竟是视为崭新的文化资源还是历史和现实相互冲撞、博弈的文化结果？这是一个问题。换句话说现代国家建构，我们要解决的文化问题有两个：一是历史积累的文化怎么处置？二是为现代国家建构要聚集的文化资源怎么去聚集？对于前者来说，历史文化太深厚是否是一件好事，这值得质疑；历史文化积累如果非常稀薄是否为一件坏事？这也需要反省。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我们为现代国家建构积累文化资源，这个资源的积累是刻意的积累因而要是一种严峻的排斥性的状态？还是我们要有一种开放立场围绕现代国家建构聚集所有都有效用的文化资源？换言之，这种文化资源的聚集是一种价值性的立场还是一种功用性立场？这也变成了一个关键性问题。功用性立场可以很现实主义，有用就像鲁迅说的“拿来”。就前者来说，由于我们的价值立场是排斥性的，比如中国只能在儒家的基础上建构，道家、法家不行，佛家更不行，何况是西方的基督教？我们会更排斥。这样使得我们在建构现代国家的资源一下子变得非常稀薄。于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在现代国家建构这么复杂的政治事务面前，我们如何将稀薄的文化资源变成雄厚的文化资源，而雄厚的文化资源不至于成为现代国家建构的阻力，而要成为现代建构的动力？这是我们今天晚上要关注的核心问题。

围绕这个核心问题，我想分析四个方面：一、文化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文化与政治是国家建构中的两种动力，主要批评一下中国国家建构当中绵延已久的文化或者思想文化的决定论，要批评这样一种基本径路，而这种基本径路，和五四时期，在1952年批判运动和在改革开放走到今天政治转轨到十字路口时都变成主导的国家建构文化思潮，对此我们要做一个清理。

二、现代国家归属的三种文化类型：第一，由政教合一到政教分离；第二，由教化主导到理性建构；第三，从抵抗政治到政教张力。核心主持人已经介绍了，主要谈英、美、德、法、日、俄包括意大利他们建立现代国家如何凝结成了一个文化与政治互动的现代的积极的并且是理性的现代结构，推动一个现代理性国家的构造。跟着我要分析的两种扭曲性的文化类型：一个是中国，一个是阿拉伯国家。当然有一个引子，即亨廷顿《文化冲突》里所设定的儒教国家和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他们联手。我不承认他们这种联手，但在国家文化类型里阿拉伯国家和中国代表着两种运用文化因素来推动现代国家建构的扭曲形态，我们来分析这种扭曲是怎么来的。

三、分析文化与政治在现代国家建构中的交互性影响。这个交互性影响我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文化因素是次要的，政治自身因素是决定性的，因此一定要杜绝那些以谈论思想文化问题来偷换我们对现代国家建构当中政治问题的企图。这种企图左左右右的人士中非常普遍，不谈我们现在国家建构里为什么要分权制衡，为什么要多党政治，为什么要轮流执政，这些问题不谈，说这些是西方文化的东西，不是中国文化的东西，一下就把现实问题偷换成文化问题。我的分析是坚决杜绝这种企图，不要把政治问题、建构问题虚化为文化问题。

四、为中国建构现代国家聚集文化资源。这里面我要特别分析古代史意识形态和近代史意识形态对于中国进行现代国家建构造成的双重重大制约。经过茅海建对鸦片战争的重新研究指出鸦片战争乃是一个虚构，根本没有三元里抗英斗争，而是一个历史性的故事重述的结果，目的是张扬爱国主义，解构了近代史意识形态。近代史意识形态解构后我们会发现中西文化冲撞时的“侵略”和“反侵略”的故事结构已经没有成立的理由，因而大家都可以在近代史的反省上认为中国要走上现代宪政民主国家或者民主的民族国家，这个我们都承诺了。但由于我们古代史意识形态没有得到很好的清理，包括已经颠覆了近代史的意识形态，即在反帝爱国主义意识形态这样的叙述，领袖级学者还坚持古代皇权专制的古典专制国家，因而拒绝去挖掘我们古典国家当中具有现代文化支撑意义的限制权力的政治思维。最近在秋风、袁伟时、易中天等学者的辩论中，有一个重要的假设：秋风的错误假设是在于思想文化能直接解决问题；袁伟时是我的老师之一，我很尊重他，但不得不指出，袁老师解构了近代史意识形态，没有解构了古代史意识形态，还是由郭沫若等一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支配下的历史学者建构起来的古代专制和现代民主的对立结构，来说明我们就是要告别古代政治文化才能建设现代政治文化。因而把古代史说得一塌糊涂，其实古代史既不是一塌糊涂，也非美轮美奂，但它的文化积淀在三千多年的历史上确实带给我们要聚集现代国家建构重要资源的深厚积淀。这个深厚积淀一旦通过理性清理，将对我们建构现代国家发挥重大的动力作用。所以这个意义上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聚集文化资源需要深度清理。1840年以来，我们为了抗击帝国主义侵略和为了建立一个自己的新国家，注意一个是对外抵抗，一个是对内重建，这两种力量导致了我们深刻历史误会和文化偏见。

现在我就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分析，尽量简短，最后会留下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做一个互动，请各位批评、质疑甚至痛斥。

一、文化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文化与政治在现代建国当中作为两种动力的历史状态的分析。首先我们要强调的是审视现代国家，由于长期以来把现代国家当成经济新生力量运行的结果，也就是现代市场经济导致的政体变革，因而现代国家建构审视的角度是有偏颇的。换言之，经济决定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可以说在全世界范围内都造成了极其重大影响。大家知道德国贡献了两个对现代世界具有最深刻影响、对现代的自我理解发生最深刻、广泛而持续性的决定性影响的马克思、马克斯：

一个是创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卡尔·马克思，卡尔·马克思有伟大的贡献在于他发现了物质力量尤其是经济力量在人类政体演变当中的强大动力作用。强大到什么地步？因为它把人们的利益推动变成了一个现实理由，而以这样的一个现实理由替换了曾经遮蔽在神圣天幕或遮蔽在“君权神授”的现实天幕当中的政治虚无幻象徐徐拉开，让我们看到了在人和神面目下掩盖着中世纪政治，让我们看到在神和人关系掩盖下的权力运作的正当性原来是受经济利益支配的。卡尔·马克思最伟大的贡献在哪里说也不为过。但卡尔·马克思没有真正看到一部人类史，尽管经济利益、经济生产方式对于我们的政治活动和国家的基本思维发生深刻影响，但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并不能够被溶解到经济因素之中。所以另外一个伟大的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出现了，他的《经济与社会》这部伟大著作堪比马克思的《资本论》。这部著作马克斯·韦伯深受卡尔·马克思的影响，最初也准备从历史唯物论经济性的力量来进入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的理解，及进行相应的理论建构，但后来马克斯·韦伯发现了卡尔·马克思理论上的基本弱点，即把所有的力量都融进经济力量或借助经济力量来做统一的解释，这是两个趋向：一个是经济决定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另一方面是把经济力量作为解释文化和政治力量变迁的动力基础。这两种解释都有它的伟大贡献，但都有它的重大缺陷，把政治力量和文化力量、经济力量互相牵扯在一起时，发现不了统治人类的政治秘密，所以马克斯·韦伯后来通过理性“解除神魅”的现代建构，而把现代建构的统治力量本身的政治结构以一种理性建制分解为：魅力型、传统性和法理性的政治建构。这样的一种政治建构第一次使我们用三种视角来审视、理解、贯穿现代国家兴起中的不同力量。这是两个伟大的德国学者启发我们审视现代国家实际上应该有三个向度，而不是一个向度。作为现代国家在1492年以征服的经济力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展开的现实建构和1215年英国大宪章开启的现代分权制衡的国家建构，这是两个过程，一个是经济力量现实推动，一个是政治理念的政治推动，因而现代国家建构的政治史比经济史要源远流长，这是卡尔·马克思解释的局限性。正是这样一种双重力量推动，现代国家正式在18世纪启蒙运动当中做实了之后，我们对它的理解必须要有三重历史视角：

一是1215年以来的政治史视角，现代国家建构最主要的是政治史视角，因为我们理解的是国家，不是理解的经济生活和人类关于资源的交易和配置的方式，如果我们去理解人类交易和资源的配置方式，那么市场经济就变成决定性了，这是我们现在理解现代国家尤其是经济学帝国主义兴起兴盛之后我们理解国家的基本径路，因为经济学已经把传统政治学的领域给占据了80%、90%，公共选择理论基本上是以经济学来解释国家的兴起和国家的绵延。但今天我们从现代国家自身的政治结构建构出发，它的历史是来自于现代市场经济力量根本没有兴起的1215年，来自于古典经济利益分配、贵族和国王如何建立分配机制的权力性信任关系而结成的大宪章，因此政治史的现代国家建构远远要比经济史的现代国家建构要绵长。

二是经济史的现代国家建构历史也是极端重要的，重要在于经济力量是现代国家真正兴起的现实推手，1215年有了大宪章，有了分权制衡的结构，我们依然还是在中世纪的神、人关系里，神定法和人定法，自然法和实在法，在这样的关系结构里来谈论我们的政治建构的，因而那种国家还不能够成为现代国家，而现代国家是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相互扣合而有现实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塑造成功的。

三是我们要强调与我们今天讲座主旨密切相关的“现代国家审视的文化史结构”，作为文化史的现代国家的兴起。作为文化史的现代国家的兴起关键指的是什么意函？第一，为什么有些价值观念尤其是文化基本价值观念在一些国家有如此深刻广泛而持续的影响力和大众信念？比如说对限制权力的西方信念来自于哪里？为什么人人都相信？另一方面我们现代国家产生后为什么有些国家对于限制权力的文化价值信念从根心深处表示质疑？比如中国人宁愿依附权力也不去花工夫对抗或限制权力，这是文化信念。所以作为文化史的现代国家首先在价值信念上来说为什么要能够构成作为一部作为文化史的现代国家建构史。

第二，为什么分权制衡的制度结构能够成为一种政治制度文化，刻骨铭心的成为我们由罗伯特·贝拉（著名的社会学者）《心灵的习性》里面所强调的“对分权制衡已变成我们心灵的习性，乃至于我们人人都警惕一个独大的权力为什么我们在内心深处如此的反感”？这是文化的习性。这样的文化习性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建构史的文化史界面，对中国人来说也是要深刻理解的，因为我们恰恰在这方面也没有深刻的政治制度习性，我们深刻的政治制度习性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到今天也是如此。

第三，生活习性，为什么一些国家政治文化如此泛滥以致于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一个北京出租车司机可以娓娓道来政治常委发言的口气，模仿得惟妙惟肖。但公共政治没有人参与。

正是因为如此我们要强调审视现代国家三种历史角度不可缺少，这是马克斯·韦伯对我们进行的理解现代社会的最好的方法论指示，远远超出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对于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方法性效用，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在区别现代国家建构的三个审视角度后，我们要强调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为建构现代国家聚集文化资源的努力这两个角度包含了作为文化史现代国家建构的不同指向，这两种不同指向我作一个简单的分析。作为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文化传统是指已经成为继承历史、过去历史的，已经进入记载的，在书本里可以阅读，通过我们的历史想象，经过沉累的历史观，一代一代通过我们对过去历史的幻想来构造出一部我们现实人所理解的历史（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的说法与）。这样的历史文化传统作为过去式的形态对于现代国家建构会有什么影响？由于我自己深受文化结构论的影响，所以我不得不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来做分析，不同意的朋友等会可以批评。

其一，现代国家建构里所以会受历史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于历史文化传统首先积淀而成最深沉的精神文化传统，而这样的精神文化传统对于我们现实最重要的影响是什么？有三个：1.通过代际文化的传递，由长辈塑造了我们基本的价值信念，各位都知道我们的价值信念可以重塑，但我们在社会过程中，从幼儿一直到社会化教育完成之前，我们的精神价值观念都是来自于代继传统（父辈及父辈的父辈的父辈代继传递下来的价值理念），即使到今天，中国哪怕最愿意推进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心深处所弥漫着的是儒家文化价值观念——做国师，秋风想做国师，袁伟时老师其实也想做国师，都要给你指导怎么建国，这是代继专递，不存在是一种负担还是一种动力的问题，不存在积极或者消极的判断问题。在我们的分析里，既可以说是积极的，也可以说是消极的，也就是说精神文化的历史传统是一把双刃剑。

2.这种价值通过代继传递后内化为人群的活动使我们成为一种政治习性，因而价值观念的排斥性立场和接纳性立场的边界就被给定了，这个边界的给定来自于三重力量：一重是来自于民族生活，二是来自于语言功能，三是来自于习俗，潜移默化、不经意之中在我们过春节、中秋这种喜庆之中潜入我们思维深处，所以我说是深沉的力量，这种深沉不在于层面的深度，而在于发挥作用时是潜移默化不经意的，对其它观念发生深刻影响的。

3.精神文化影响我们是行为判断的根据，人之所以作为人最大的差异在于人以观念先行，观念先行不等于说观念决定，但观念一先行，使你具有接纳和排斥判断的那种价值观念成为一种理性的衡量，在建立自己民族所熟的政治体时会发生对你行为选择的决定性影响。比如我一刺激你，你是中国人，你不能说美国好。如果你说美国好，有人会蛊惑你是"汉奸学者"，“果然你是汉奸”，为什么？因为你不说自己好，而说别人好。第三种行为判断中的代继传递的价值产生的拒斥和接纳的边界。所以一批左派人是用“汉奸学者”把一批把现代国家美轮美奂的学者给呛得没有办法抗拒，在哪里？在大众文化层面的精神文化，它对于习焉不察的行为习性当中携带着的价值判断不予审查，理性的人当然用理性来判断，把自己的生活习性拿出来判断政治问题时一定要通过理性审查，而大众一般不经过理性审查的，只煽动、宣传，蛊惑你、煽动你，让你不要思考，然后不经意中你就变成自己衡量是非的判准，所以大众的政治价值力量也是可怕的。

这三种力量首先确定了历史文化传统当中精神文化的重大份量。

其二，所谓现代国家建构中历史文化传统发生重大影响还在于一剖制度文化乃是我们建构新的制度观念，建构新的制度安排，接受新的制度运行的成败、效果或者绩效，最重要的一个是历史积淀。这个文化为什么会成为我们新的制度选择的积淀或者影响我们对新的制度选择？很简单，人类面临制度建构只有三个时间维度：一个是当下，一个是过去，一个是未来。未来的制度建构受当下制度建构的影响，因而它是正在展现的过程，而无法进行既定性状态的陈述，所以未来一般被我抹掉了。我们面对当下要设计的制度最大的未来在于当下各有利益和政治追求和价值信念的人们在进行复杂博弈的过程，因而对正确的判准只有过去已经继承制度，有效性、无效性，低效性、高效性给我们展示在面前，使我们可以有一种可以尘埃落定的把握感。也就是说所有的制度文化都会具有向后看的特点，向历史文化看的特点的原因，哪怕是在儒家传统文化中，孟子讲“法先王”，荀子讲“法后王”，但不管是“法先王”还是“法后王”，都是我们现在整个王之前的王，只不过“先王”是夏商周三代的，“后王”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但都在我们之前，为什么都在之前？就是我们说的把握感是可靠感的一个前提，因为是基层的，大家说他有一个历史符合论的判断倾向，而历史符合论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是否符合这个状态。未来符合论，未来符合什么都不知道，现实也没有符合论，为什么？因为现实是每一个活动者的个体，他符不符合现实的个人判断而形成一个制度性的判断或者一个叫伪公共性社准、准公共性社准一定来自于过去，所以现代国家的建构永远会受到过去制度文化的重大影响。三个时间维度决定了不可能以现实和未来作为判准，而是要到过去的制度文化中去寻求灵感。

其三，现代国家建构当中的历史文化传统受到影响的是绵延历史上最强最不经意，但实际上对我们的观念和制度选择有最深厚影响力的一个民族一个群体一个集群的生活方式。最简单的说法是，比如我去美国做访问学者一年，我自己比较欣赏现代国家的一套理念和制度，毫无疑问这与我做政治学教授的专业立场有关，但我经常开玩笑，我的胃有判断爱国的能力，在美国我一定要吃中餐，吃西餐忍无可忍，这是生活习性的力量。在美国我一定要有午睡，宁可放弃听课也要午睡，否则下午、晚上就无精打采。这种生活的习性力量来自于千百年来一个民族生存的顽强的生命感所赋予的，这种生命感的赋予来自于汉族人作为农业民族，我们总是欣赏那些生活趣味盎然、生命情趣丰厚，对人生理解透查的生活模式，因此我们总是追求“胜似闲庭信步”这种休闲和潇洒的生活方式情况下来接受一种不同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所以中国人现代政治生活方式有一个排斥的原因首先从生活方式出发，因为现代生活要求高度参与，要求紧张判断，要求是非界限明晰，中国人觉得太累了。所以中国这种农业的生活习性就是一种暧昧和含混的生活习性，只能形成人性化管理，而不能形成规则化政治，到今天我们也很难讲规则。跟爸爸讲规则，中国人只有温州人可以做到，称为“中国犹太人”的广东潮汕人都做不到，温州人的父亲问儿子借钱，弟弟问哥哥借钱都要算利息，如果公众息存利息20%，跟爸爸或者弟弟算的话就是10%的利息，这是唯一中国人现代经济理性的族群。但对整个民族来说，源自于生活习性：为朋友两肋插刀不要谈钱（现场笑），但内心一谈钱他是愤怒的，不谈钱内心痛苦的不得了。比如我这个月5个同学结婚，每个人送两百，经济变得好紧张，但这只是私下说，如果公开说那太俗了。这叫顽强的生活习俗，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对于我们现代的政治选择尤其作为理性解除神魅之后要诉诸理性而做出的选择是有重大影响力的。

我们在对现代国家建构当中的历史文化传统做出分析，转换一个角度，为了建设现代国家聚集文化资源我们怎么办？这首先涉及到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这本书所设想的一个现代国家建构当中一个民族是不一样，中华民族或者美利坚民族、大和民族首先涉及到他对他这个将要建立一个自然生存的族群群体要赋予“国家”以政治意义，那么究竟是共同体的想象还是想象的共同体？一个族群想要为国家进行建构时，有独立倾向时，比如台湾特别强调一个国家不过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因为想象的共同体赋予了我们建构政治体的某种随意性和现实可靠性。如果我们说是共同体的想象，而不是想象的共同体，那么共同体的原生结构、历史延续、既有积淀、活动方式、绩效判准都对我们要去建构新的政治体造成了约束。大家知道现代政治学里基本的说法是新的制度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什么陈述？这是共同体想象的陈述。400年台湾史是想象的共同体陈述。400年想象为独立民主作为殖民来开拓一个新的政治领域，因而形成新的政治空间，要建立新的政治体，所以从想象的共同体和共同体想象我们可以看到这中间的历史文化的一个分辨，历史文化传统的作用在现实政治下被不同的方式激活就不是一种历史形态了，而是一种现实形态，这跟我们第一大点第二方面所分析的作为现代国家建构中历史文化传统不一样。

第二，就是为了现代民主国家的建构，现代的民族国家成为民主的民族国家，这样一种国家形态要建构起来，有自然要素和政治要素，哪三个自然要素？即语言、文化、传统，这个传统指的是习俗，这样一系列东西在现代国家建构里不再是不经意之中由国家高层到底层的生活习性，来经过代继和国家权力的提倡，逐渐建设起来了一个东西，而这种自然结构在现代国家建构里语言、文化、习俗已经变成人们为建构这个国家进行边界划分的自觉建构。德国人在建构自己的民族国家时，通过赫尔德谈语言的起源，语言对人类自立和民主国家建构的作用自觉的赋予了语言、文化、习俗以政治力量，本来传统国家中是没有政治力量的，最经典的建构是中国，"华而夷者夷也，夷而华者华也"，你是野蛮民族，但你接受了中华文化，你就变成文明民族了，如果你是中华文化，不长期保持对文化的警惕性，你就变成野蛮人了，因而纯粹是文化概念。而在现代国家建构当中，新型的聚集起来的文化变成了一种政治性力量。

第三，在这样一种共同体的建构基础上，为现代国家聚集文化资源，使得共同体的文化变成了联合体的文化，这个区别非常大，“Common wealth”是最初国家英国人最爱谈的国家概念，后来大家才认为是" State "，" Common wealth "是共同财富，共同财富的认知来自于哪里？从我们的历史陈述就可知道，长江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这是什么陈述？这是共同体的陈述。因为我们这个民族长期沿着两条大河生生不息，见证着我们繁荣昌盛的文化。但这样的共同体文化在现代国家建构中为建构现代国家聚集资源变成了一种政治论述，变成“我们必须要依据现代公民个人权利，依契约来建立中华民国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陈述的意思是国家是工具性国家，公民之所以要爱国，要支持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因在于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我们的公民权利，这是现代国家的基本理念。但为现代国家建构聚集文化资源时，就把这种现代国家建构的契约性以及公民和个人联合成的国家，因而让渡出自己的“权力”，保证自己的“权利、财产、生命、自由”，这些东西我们是不让渡的，这就变成了契约性国家，而在我们陈述里，契约性国家变成了“我们沿两条母亲河繁衍生息的中华民族，有如此顽强的奋斗能力，在西方的列强的侵略下顽强的复兴中华文明，重新建构了强盛的中国”。这样就把契约性国家换算成了共同体国家。在今天共和主义国家理论里特别强调我们作为共同体，我自己一般不谈共同体，我把国家视为稳定的联合体，但为国家聚集文化资源时，这两种表述边界不清晰，相互牵扯，互相扣合在一起。

由这些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在现代国家建构里，文化对于一个国家共同体和联合体的建构发挥了重大塑造作用，而政治国家建构的现实需求又激活了传统文化，让它变成新生的文化传统，传统文化是死亡，文化传统变成活的。（这是80年代文化讨论中得出的共识）。

分析了第一个问题以后，我们可以来分析第二个问题。

二、现代国家归属的三种文化类型

现代国家如何处理好国家建构当中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为建构现代国家聚集文化资源的关系？为了做这个双边关系或者两者的关系而生成了三种现代国家的文化类型，哪三种现代国家文化类型？

第一，从政教合一到政教分离，叫做是西方国家文化的类型。这个分析类型仅仅是一个分析类型，而不是源自于西方仅仅属于西方的类型，这是我们今天抗拒西方抵抗政治学最基本的假设，这个假设是最荒唐的，源自中国的玉米欧美都不能吃？这是非常荒唐的说法，因为源自于某个区域的创造在人类总体的政治文明中是可以相互借用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就像启蒙运动时期，18世纪的欧洲对中国古典政治文明的借鉴是一样的。

我们对英法德法的划分，一般认为这种划分非常粗鄙，我也认为非常粗鄙，但并非毫无道理，为什么把德法连贯在一起？因为在现代国家建构里德法的文化积淀远远不如意大利。意大利的教皇权力跟王权上千年的搏斗，和后来为现代国家聚集文化资源展开的人文主义跟神文主义的竞争，教权跟王权本身的勾心斗角，那种冲突惊心动魄，但德法为建立现代国家进行的文化聚集非常顽强。这样的一种文化建构在法国显现为对“英伦三岛”现代政治文化的积极引进，这个积极引进最大生存结果就是孟德斯鸠，孟德斯鸠写法的精神把洛克的《政府论（下编）》拿来更细致化、系统化、可行化。比如说洛克的“三权分立”是把立法权、行政权和外交权作为三权分立，孟德斯鸠说外交权是行政权力的一种，而不是独立的权力，因此修正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由此奠立了现代“三权分立”制衡的政治文化。但法国人引进英国文化，哪怕在18世纪启蒙运动以伏尔泰挂帅对英国的现代政治文化欣喜若狂，极度欣赏，甚至仰慕崇拜，但法国人并不接受，法国人一直抗拒为现代国家建构聚集文化资源而臣服于现代政治文化的阴影中，所以法国建构现代国家始终不太成功，他想称霸世界的雄心一直没有得逞。法国的文化积淀也好，在文化积淀的政治基础结构建构里集合历史文化传统也好，因努力的方向上的障碍，法国人没有能够真正完成可以有典范意义的现代国家建构。（典范意义在19世纪是英国，20世纪是美国）

德国怎么样？德国一建立国家时，它的历史文化传统追溯很远但非常稀薄，特别欣赏他们民族那种历史政治雄心和伟大的政治建构能力，但俾斯麦一来是通过铁和血达成德意志民族的统一，通过暴力建立国家不足以把国家正当化，正当化过程就是文化资源聚集的过程或者对历史文化传统进行现实激活的过程。于是出现了两拨人，一拨人是诗化的浪漫哲学，比如赫尔德、海涅、歌德这样一批诗人，他们为了自己民族的形成诉诸于语言与诗歌等活泼力量，使德意志民族产生高度的国家认同。这样的文学聚集力量类似于中国：活性力量有余，理性力量不足。而一旦德国人转换视角为现代国家建构聚集文化资源时，为国家进行哲学梳理时，康德有了“自由宪政”的认识，因而特别强调“人是目的”，而非手段，但康德没有在人是目的基础上建立完整的国家理论，只是强调至上的权力哲学在现代国家建构当中的核心意义，但德国里的主流是黑格尔主义，费希特对于国家建构的痛心疾首，当时德国四分五裂，容克地主集团对国家的统一根本不抱信心，所以才引导俾斯麦用铁和血推动国家的建构。这种建构的结果，在威廉皇帝时，黑格尔的基本总结是要试图建立起强大现代国家，国家必须是是在市民社会之上，为市民社会提供伦理法则一个目的性建构，国家就是目的。这种建构很厉害，也是现代落后国家要建立起自己现代国家形态最强有力的号召口号，中国今天也是如此，一说中华民族要崛起，要建立现代国家，不由自主的在1949年前把这个国家交付给国民党，在1949年后交付给共产党，但没有发现建立这样的国家不是由国家自上抽象的国家权力运作的结果，而是每个公民相互博弈，由国家来保护公民权利，建立起“Power”和“Right”，这种互动结构因此成为英国的工具性国家。德国人为建构现代国家聚集的文化资源，在最深层的政治哲学理念上，由黑格尔主义带出了一个封闭的国家哲学，因而这种国家哲学的国家主义以爱国主义显现的国家崇拜成为国家建构最深刻的价值理念，因而才会引导出后来的尼采、海德格尔、希特勒，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基点：崇拜国家，崇拜国家在这里不是对国家的政治判断，而是对国家的价值信念，因而德法在西方的判断里属于为国家建构聚集的文化资源失败的典型。

为现代国家建构聚集文化资源成功的是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英国人也好，美国人也好在现代文化建构的历史文化传统付出上，他们的资源是稀薄的，英国没有大的历史积累，希腊罗马文化跟他们无关，从现代国家建立来说，英国人最成功的在于为现代国家建构聚集文化资源非常成功，为什么？第一，经验主义哲学的建构在英国根深蒂固，弗兰西斯·培根对现代经验主义的科学技术发展提供了非常深厚的文化支持，由此绵延至下，到洛克的经验主义哲学，使人们通过五官感觉来认识自然世界，对象世界包括三个：自然界、生活的社会、人。人把人当作对象。这样一种建构使得英国民主在使用神法、人法这样的神人关系中世纪宪政结构以来一直延续政治领域里的经验主义路线，这个经验主义路线尽管有自然法提供一个信念基础，好像不是透彻的经验性逻辑，但自然法的信念是万千世界大化宇宙自然流行的天然公正性，这种天然公正性是我们建立现代国家有一个经验性推定的必要化信念，价值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上，英国人不断的通过权力与权力之间的博弈，不断的通过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博弈，不断的通过社会组织之间的博弈，不断的付出代价，历经470年把传统的农业国家、帝制国家转变成君主立宪国家，其中当然有惊涛骇浪，但没有能够真正颠覆英国人严密的、渐进的、波澜不惊的为建立现代国家建构聚集文化资源的历史过程，1215年一直到1688年，这个过程没有中断过，不断的积累，不断的推敲，不断赋予新含义，这里面文化的聚集到最会一定会顽强建立现代国家的文化生命力。

美国是沿行英国的路往下走的，就不再作为个案进行分析了。

第二，从教化主导到理性建构，这种国家文化类型是中国。中国为什么从教化主导到理性建构？教化在于借助于日用人伦关系来建构古典国家结构，因此，日用人伦就是道德准则，伦理规范就是政治模式。这点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我们通常知道的命题，一句话四个字就将其准确概括——“家国同构”。“是父以孝固宗可以君”，到今天来看不可能，我作为父亲来孝顺难道我对国家领袖就很忠诚吗？这是两个问题，主要是因为我们把家庭伦理跟国家道德已经切割开，这是现代原则。但对中国的教化主导来讲，日用伦常关系就是国家政治问题。家国同构使得我们日常生活和国家建构原则高度吻合，因而这样一种国家结构、国家统治力量是在不经意中实现它的统治，国家暴力对内是有限制的，而对外仅仅限于抗敌，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永不称霸的逻辑来自于古典政治文化逻辑，但这是不可能的，现代国家很难，崛起不称霸，崛起后还不称霸休想，穷兄弟都要来找你称霸，欧元危机找中国，叙利亚冲突指望中国，埃及冲突也要中国表态，你想韬光用晦拒不表态不可能。所以现代的政治原则和伦理原则是不可连贯在一起的。但教化国家，伦理亲情跟政治规则是完全打通的，正因为完全打通了，所以是开明专制，开明专制的国家统治上一般通过适宜的政策，但有时候也残酷到十之八九，但这会导致农民起义，大多数“与民休戚”的政策都使得皇权的开明专制对自己的民众负有耐心，关怀备至，老安少怀，要实现大统，是否能实现是最后效果问题，要不要实现是统治动机问题，而在古典教化国家里，统治动机显然决定了统治的效果，为什么？因为统治的效果只能通过一个标准来检验而不可能通过现代政治科学来测量：农民不造反，这也是今天中国谈现代政治文化所强调的核心：人心向背。皇权认为自己是天子，天没有重大灾害，证明天是支持我的，也证明民心是向着我的，这是一种神秘主义的政治断言，但这种政治断言成为古典教化国家自我维续的国家哲学。

到现代社会中，最重大的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不再是建立在日用人伦基础上，不是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妻妻、兄兄弟弟这种人伦结构来建立“仁义礼智信”的道德法则，来支持“家国同构”的政治建构，哪怕今天在习见的政治理念上还接受着家国同构的说法，但我们国家的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已经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因而我们是建立在现代政治文化原则基础上的，权利留在人民手里，不可让渡、分解，让渡出来的权利必须通过分权制衡来限定国家，让国家归依伏法，为公民服务。这样的一种建构打破了家庭结构、打破了血缘基础，打破了宗法制度，因而不得不把传统历史文化打散来作为我们为建立现代中国聚集文化资源过程，因而历史文化传统不足以成为国家建构直接可以运用的文化资源，所有研究儒学的人试图拿出儒学整合现代中国，那永远解释不了1840年的悖谬，既然传统儒家拿出来的现代中国，为什么1840年没有拿出来，或者儒家在1840年没有自己拿出来？这是两个历史质疑。所以传统的儒家的家国同构理论只有在理性的国家建构里通过一个社会基础上建立了现代政治的联合体，通过公民与国家的重新立约来使传统中那些积极有利于这些立约的因素被现实激活，因而为建构现代国家聚集传统文化资源的儒家研究、道家研究、佛教研究都不应该被排斥，而不只是儒家才能救现代中国。

第三，抵抗政治到政教张力。阿拉伯是一个典型。原因在于自近代以来由于自己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积累变成了阻挡国家现代转轨最重大的阻力，一直到现在难以化解。

首先是阿拉伯世界创造了两个辉煌，这在西方人面前、中国人面前都是望洋兴叹的事，第一个辉煌是公元前500年以前的几乎五千年时间是阿拉伯统治世界的历史，一直到今天古代波斯帝国创造的政治辉煌仍被津津乐道，尽管中国普通公民对波斯石油没有深入了解，但对阿拉伯为整个世界贡献那样的自豪感和在这种自豪感的基础上对西方文明产生的排斥感就可以使我们理解，阿拉伯世界的政治辉煌以致于西方人在写他们两河的古典历史上的阴影感，罗马尤其是希腊在面对波斯人征服时无力抵挡。

另一个辉煌是两河流域文明所创造的高水平文明远远不是中国人所望其项背的，我们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只有三千多年，我们很傲慢的历史也只有五千多年，其中一千多年还没有文字记载，只能通过地下考古来挖掘发现，当然我们也为我们民族这么长的历史而自豪，这是民族自恋感乃至民族自我维持并建立规范共同体的文化根基，我们没有必要说这个历史久了很糟糕，民族虚无主义要坚决反对。两河流域的文明是12000年到15000年。那样一种文化结构那样一种精神观念到最后产生出来的世界三大宗教作为高级宗教的伊斯兰教，虽与天主教有千年的相互征服战争，而伊斯兰教唯独是在天主教区域范围外建立了高级宗教，所谓高级宗教，这里不是价值判断，而是指它有一套信仰系统，有神学阐述，第二有一套仪轨系统，就是宗教崇拜仪式，第三有一套宗教生活习性，比如吃饭要先感恩，伊斯兰教徒一定要祭拜堂祭拜。在这样一种深厚的历史文化积累的基础上，阿拉伯世界要建构现代国家，首先就把现代国家的产生认作他们国家主权捍卫的一质体，所以现代国家一出现在阿拉伯面前，阿拉伯世界就把抵抗现代国家变成自己最崇高的使命。所以国家建构扭转为抵抗政治，而这种抵抗政治恰恰在阿拉伯世界内部又遭遇到他们政教合一制度的内在张力，伊斯兰教的信仰和伊斯兰教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之间，最鲜明的体现恰恰在波斯文明里最辉煌文明建构的现代伊朗，巴列维的“白色革命”、宗教首领之间的冲突象征着伊斯兰国家要建立纯粹世俗化的现代国家的政教张力，因而变成了为建立现代国家内部聚集文化资源艰难困苦而难以克服的事情。到现在伊斯兰世界也很难克服。我们相信大多数伊斯兰教信众绝对是纯朴善良的，但在国家建构的内在张力上国家的政治力量和国家宗教力量之间，在现代伊朗总统和伊朗教会首领之间都还不能摆正，而世俗的要求面对宗教的压抑以及国家的抵抗面对现代国家形成的世界体系的压力，在阿拉伯世界里百多年来没有得到任何妥善的处置，这就是建立现代国家最艰难困苦的内外部障碍。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阿拉伯国家的现代国家建构既遭遇到历史文化传统的障碍，又遭遇到为建构现代国家聚集文化资源的障碍，因而阿拉伯世界的内在冲突和阿拉伯世界规范与规范现代性的冲突将是一个持久的事，而非一个短暂的政治现象。我们把这样三种文化类型归属分析以后，我们就可以对第三个问题做出一个简单分析。

三、文化与政治的交互影响

现代国家建构中文化的次级效应。我们要强调的是在现代国家建构里处理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坚决要拒斥以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文化决定论。文化决定论的假设有三种方式：一是思想文化决定论，二是政治文化的观念决定论，三是社会日常生活当中的观念决定论。文化决定论这三种形态最后都落定为既定文化状态，换言之国家建构的历史文化传统决定了现代国家的转型形态，继承的传统文化决定了我们文化传统的创制。

思想文化或者文化决定的三种形态为什么都不能够成为它阻挡现代国家建构或者为国家建构聚集资源的主力？最简单说有三个理由：

一是现代国家政治变迁中，文化确实有塑造具体国家形态的作用，通过我们对现代国家建构的三种类型的基本分析，我们知道不同的文化体系所建构起的国家建构具有不同的文化面向，但文化面向的背后并不是文化自身对自己政治生活的决定性塑造，只不过是对打造一个具体政治结构发生一种正当化效力的重要因素，既不是单一因素，更不是决定性因素，因而文化可以塑造一种政治体的面向，但不决定一种政治体的实质，而是政治体系本身权力归属、权力结构、用权方式、利益分配机制、公民认同状态、国家社会互动结构来真正的塑造国家的政治面向，我们说有三个面向，但经济面向的趋同性比较强，所以我们不作单独因素来分析。

二是政治变迁状态中文化受到重新塑造，一种既定的历史文化状态中断以后尤其在外部政治力量中断以后，会在新的政治运作模式之下产生新的文化价值理念、制度安排和心灵习性。最经典的个案是德国、日本，美军在占领德国、日本后，对德国旧式主义的国家哲学，对神圣理念、对浪漫主义的国家理念（尼采系统、希特勒系统、卢梭系统）以及对于理性不足制度建构缺乏支撑的康德系统理论都进行了根本改造，用严格的分权宪政结构将德国扭转到魏玛失败而二战以后由美国军队强加的宪政结构。日本通过发行数千万本《圣经》，强行研读《圣经》而不准武士道文化的传播和传统儒家文化在学校里的讲习，使日本人广泛接受了现代基督教文明基础上的政治文明，当然这个对日本的政治文明和传统文明有重大伤害，但我们要看到剖开的一面：日本在二战刚刚结束时，80%的人抵抗读圣经，而在1968年，仅仅20多年后的日本政治生活中，日本有60%以上的人接受了对圣经的阅读，接受了君主立宪的现代制度，接受了分权制衡的现代政治安排，接受了国家有限性理念，而且欢迎现代政治理念、现代政治文化在日本植根。用一种完全的外来的政治文化、政治理念变成了日本自己的政治文化理念，这样一种变成的动力还来自于外部国家力量的异在性强加，日本人也成功的转变为东方国家堪称典范的现代国家。二战以前日本的转型是一种畸形的结构，我们没有时间去分析，用武士道塑造出特别具有侵略性的东亚共荣圈的旧日本，如果两个维度来分析更容易显现我们设定的两个维度，国家建构中文化作用、国家建构中的历史文化传统。日本也强烈的把保护天皇的精神拿来作为国家建构的精神，结果夭折了，另外为建立现代国家聚集文化资源时，外在的强加文化使日本成为成功的现代国家。

三是文化与政治的交互性影响证明了在现代政治经济文化三种重要的力量里，它们的交互影响不断的在因时、因地、因事对国家的形态进行雕刻，而不是用某一种单一的力量一成不变的由经济或政治或文化来塑造国家形态，三种力量的交叠作用对国家的塑造来说始终是一种复杂因素导致的微妙结果，而非能够单纯的清理出文化政治和经济对它单一作用的葱花拌豆腐的清白状态，因而说文化对于国家发生的影响，仅仅是指一种分析的结果，而文化政治经济对于国家的建构复杂影响才是一种描述的事实。

所以通过这三点，我们证实了现代国家建构当中文化只有次级效能，文化一定是一种软力量，而非硬力量，软力量的绵延性、潜移默化性非常强，因而它的作用远远胜过风卷残云的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之手对于国家的塑造，但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之手对于国家的塑造是及时的、当下的、有利的、马上显示效果的，因而可以通过不断的经济力量的塑造和绵延与文化力量进行交互作用，一个持衡的力量和一个短的力量，短的力量长期作用不断作用和持衡力量潜移默化作用，它们一交互影响就变成了复杂的交叠性力量。所以这是第三个问题要得出的结论：文化是次级力量的理由就是因为它只是软性的绵延力量而已，所以始终是次级性力量，而非首级性力量。不是首级力量原因首先它不是决定力量，其次不是站在国家最前沿的力量，另外，文化不可能站在最前沿来塑造国家，所以通过知识分子传播文化观念马上产生现代国家塑造的结果是幻想，不符合现代政治史。

四、如何为中国建构现代国家聚集文化资源

首先的问题要分析中国强大的传统文化与我们国家建构当中发生的扭曲性形状态之间的微妙观念，因而我们在中国建构现代国家时必须要高度重视解决国家建构中的历史文化传统阻力，这是第一个幅度所要强调的，为什么？因为强大的传统文化在发挥被现实激活的效力时，常常变成阻碍我们变成现代国家建构的障碍，比如晚清保国、保种、保教传统的兴起，这是晚清数十年的新传统，这种新传统直接来自于历史文化传统，这种新传统兴起后变成为现代国家聚集文化资源的障碍，这种新传统利用历史文化传统因素时，历史文化传统变成我们现代国家转轨的障碍，因而传统文化在被激活过程中是有一种双重危险性：历史文化传统流转成障碍，而现实为国家辩护的说辞也同样成为障碍。这双重危险通过晚清阻碍变革哪怕包括特别具有变革热心肠的慈禧太后，最后也被保守力量扭转到传统文化轨道而拒绝或者无能、无可奈何不能为晚清现代国家建构聚集文化资源。最经典的个案是慈禧太后非常热闹的在颐和园里修了一条铁路，但在数百大臣跪拜要求她拆掉这条铁路之下，她不得不把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拆掉。大臣们所代表的聚集国家转轨文化资源的保守力量，投射出来的传统历史文化对国家转轨的双重阻力和双重危险是多么可怕的事。

第二是在民国时期蒋介石撰写的国家理论和国家哲学《中国之命运》，我们不去追究是否出自于戴季陶之手，但这至少代表了蒋介石的国家理念，蒋介石把现代自由、民主、博爱，把现代竞争性民主政治，把现代资本主义竞争性市场经济骂得狗血淋头，远远超过今天中国的左派，甚至远远超过毛泽东，因为毛泽东还讲“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中国之命运》中蒋介石认为治国只有一个法宝"礼义廉耻"，蒋介石也是要建立现代国家，因为他在日本留学以后形成了现代国家理念，要以党立国，但以党立国的结果里传统文化因素之多，而受现代文化资源聚集的主观性转变能力之差，使得民国现代国家建构受到强大的阻碍。人民共和国时期也一样，对英明君主的盼望，对历届领导人的热衷，对于专断权力的仰慕甚至崇拜，对于分权制衡结构的现代政治制度和对竞争性市场经济基础上必须建立竞争性民主政治的拒绝，再体现出两种阻碍力量的强大作用。

正是因此如此，所以第四大问题的第二方面要特别强调告别国家重建中形成的历史文化意识形态，这样的历史文化意识形态就是为了建构现代国家聚集文化资源而进行的文化尝试的结果。1840年来我们要建立现代国家，要塑造我们的历史，首先从被侵略的近代历史塑造起，这是为现代国家建构聚集文化资源的一种方式和途径。怎么塑造？中国也不错，明清时期就已经有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在江南就有雇工劳动，而且规模大到数千人，如果西方不打进来，中国也会渐进到发展到资本主义，这是顺接历史学意识形态。资本主义是先进的，我们也搞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是先进的，我们也要搞民主国家，但西方不能打我，我自己搞，只是慢一点，但我也可以搞，这是顺接近代史意识形态建构。与这种建构相应的，是逆接的抵抗政治哲学，西方人怎么能打我呢？我是五千多年的文明古国，美国怎么好意思门户开放？八国联军为什么要打我？你们才多少年历史？我们有五千年的历史，我们文化辉煌时，你们还是一个蛮荒之地，你打我是错误的，是荒唐的，是不符合道德的，是侵略的，是丑陋的，是下作的，是流氓政治的，因而现代国家都是侵略性国家。于是造成对现代抵抗性意识形态的历史学建构：西方是坏的只有中国是好的。我们有一万个道德理由来抵抗现代国家的政治转变，所以多次把我们对现代国家的抵抗当作可歌可泣的民族悲歌。严格说来，鸦片战争通过茅海建的研究就知道是中国政府不遵守国际规则，因为当时中国的鸦片和英国进行茶叶贸易是两国贸易顺差和逆差的最重要的两种产品，中国早期大量的卖茶叶，英国人19世纪在全世界掠夺的黄金白银“呼啦啦”的流到清政府，当时广东人要吸鸦片，所以英国人一发现这个东西，就大量把东方生产的鸦片通过东印度公司转口贸易卖到中国，清政府的白银哗哗的流到英国。清政府就着急了，不管当初签订的《中英贸易协定》就派林则徐下去把鸦片没收并烧毁。我们仅仅讲经济规则，不谈政治规则，谈政治规则是可歌可泣的侵略和反侵略战争。从经济规则来说，中国人有教训可以从中可吸取。

同样，作为政治过程来讲，现代国家的转轨是被动转轨，是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因此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先发内生的现代国家的打击，毛泽东当年陈述了这个道理，但现在所谓虚伪的爱国者们都不承认毛泽东这个道理了。说落后要挨打，打着你进行现代转轨，但打着的时候我们不服，拒斥了别人打我们时提供的现代国家转轨的基本理念，按马克思的说法是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到掉了”，所以我们对西方全部抵抗。我们引进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理念是西方的抵抗哲学，我们又用马克思主义来抵抗西方的规范政治理论变成了我们国家的国家哲学，等于我们拿西方的反现代抵抗现代，我们再来抵抗现代，变成了对现代国家的双重抵抗，因而说我们现代的转轨是艰难的由此可知。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一定要重新审视近代史的意识形态，但仅仅重新审视近代意识形态不够，因为我们建构近代史意识形态的同时就逐渐在建构古代史意识形态。

还有国家权力提供的强大思想维持力量，以致于人们习焉不察，很多聪明叡知的人都相援使用而没有意识到它受到古代史意识形态的自然捉弄。中国要抗击西方，我们有自然的萌芽，明清开始有了萌芽。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魏晋就有了萌芽。再经过研究，先秦就有雇佣劳动了。所以我们这个民族太聪明叡知了，西方人18世纪搞出来的东西，中国公元前就有了，所以还有什么理由打我？我们充分的汲取这个民族足以在文化上自恋的资源，比如李约瑟及其团队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我们津津乐道，成为古代史意识形态建构最重要的国外来源。我们国家一定要沿行着自己的道路往前走来建构现代国家的既定判断，这个既定判断是政治判断，意识形态判断，它变成抗击建构现代国家转变而激活传统文化资源的灵活性的僵化理念。中国古代所谓的皇权专制也有对自己皇权专制进行规范化的力量：由天道到人道，由君权到相权，由皇权主观意志到中华法系制度规则。尽管有例外，例外在于皇帝是正级国家，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一个例外都不能有，但实际上，正级国家之下所有公民及其官僚在“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古典平等意识下，国家权力的总体规范性是足以维持的，尽管这个维持能不能将其命名为“宪政”我们还可以研究，但一定是一个规范状态。

第二，在为建构现代国家聚集文化资源时要激活它，就不能够简单的将古典历史解释为皇权专制史，把现代史解释为抵抗政治史，我们一定要在这种解释里把古典的资源激活为现代限制权力的资源，把近代意识形态转变为一个中国与其它国家进行不对称政治博弈的必然结果，因而我们要寻求对称的政治博弈的国际格局，就必须要推进我们现代国家的政治转轨，这样才真正能够平等的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和国家之林，因而形成崭新的平等性的国家间关系的文化心态来推动我们建立现代国家，这就是结论，谢谢各位。

主持人：谢谢任老师激情四射的演讲，下面是互动时间。

网友1：您谈这些国家的现代文明没有提俄国，你认为俄国文化转型是什么样的？未来有没有大的欧洲联盟，在基督教文明和俄国文明、美利坚文明中形成一种新的国家样式，对整个人类文明的意义在哪里？谢谢。

任剑涛：谢谢你的问题，非常精彩。我没有分析俄国是因为我把俄国的类型归结为中国类型。中国大部分思想也是拯救全人类，只不过不是宗教形式，而俄罗斯是用了东正教这宗教形态，转化为后来俄罗斯的史学思想。从这点来讲，俄国有类型上的特殊性。但因为我归结的三种类型主要是促使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激发，俄罗斯在共产主义政权建立起来后，文化传统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国家根本就无意去激活传统文化，在这个意义上不符合我分析框架的需要，所以我就舍弃了，是一个不得已的舍弃。我有一点跟你有不同的想法，我不认为一个人分析政治问题采取政治行动是一种内在精神的外化，而是一种生活习性的自然流露，我们在专断的政治氛围里生活太久了，我们必定要把以这种专断的政治生活为不同的精神理念拿来当做自给，坚持某种理念的内在精神，所以你的信念决定行动。在我的讲解里我特别强调的是信念和行动的交互作用，有效的行动强化你的信念，无效的行动弱化你的信念，但信念并不单纯决定你的行动。谢谢。

网友2：任老师，从我们目前了解的文化，中国强调伦理、关系，西方强调个体、强调个人权利，相对而言我们是一个复杂的网络式的比较大的结构，没有专业的强势个体性，从西方的政治结构来说，比如说三权，您个人说价值的外化和我们强调伦理和关系能否有一个真正的融合？我们国家的这种建构能否套用西方无论是对的或不对的是否有真正意义上的判断和价值？

任剑涛：谢谢你的问题，问题很好。严格说来我不太同意最后文化融合为一，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因为涉及到统一的世界文化的前提，文化对各个民族来说是有特点的，我宁愿采取罗马的万民法与民族法的多元性或者两层性。东方文化跟西方文化沟通或者俄罗斯文化跟美国文化沟通，或者西方个体文化跟我们的集体文化沟通形成的可能是崭新的中国文化，美国人如果跟我们沟通会优化它的文化，因为族群生活情态的差异有个别特色，这是文化差异性作为文化发展张力的一种必要。如果文化都统一了，那就完了。

另外可能需要跟您商榷的是，您认为中国文化是网络文化、人情文化，我认为并非如此，中国人的个体文化发达，只是不成为主流文化，“各自打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极度自私的个人文化，从小悦悦这个事件上就可以体现来，中国文化并非是一种人情文化、网络文化，那是自我美化的。第二，在高雅文化的角度，孟子强调的"吾养吾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壁立千仞”，这哪是网络文化？不是。所以文化内部具有张力，不要看到只是某种特定的文化。如果不出意外，《读书》12期会发表我的一篇评论《在文明形态史观中的儒学与现代性》，我在这篇文章中批评了儒学研究的现在倾向，动不动就把文化作为一种类型，文化类型学把文化的内在张力统统抹掉了，中国文化儒、士、道有内在张力，个体文化与集体文化都有内在张力，不断的是文化有绵延和变形，有生命力的表现，如果统一或者僵化时，拿出某种文化对峙别人文化，那这种文化的活力就完蛋了，不太可以我也不支持融合成一种新文化。

网友3：任老师您好，第一个问题，张博树在《中国批判》中提到中国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根基，他反对秋风的观点，提出建立一种关于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哲学人类学，一种建立在康德基础上的中国的哲学，同时又提出不是建立在抽象的原则上，而是共同的生活基础上，中国和全世界生活的共同性之上，您对这个观点作何评论？

任剑涛：我不太赞成张博树的观点，我强调的是从基本人的角度出发来建立起康德现代政治原则、权力哲学，我是支持他的，但说有一种共同的生活经验其实是拒绝了威廉姆斯的一种说法，我们对政治生活要有一种厚的论证，薄的论证是把传统历史文化给舍弃了，历史文化传统最关键的是我们预设看作障碍时，我们要舍弃它，所以张博树结论里的预设受到了我指责的历史学意识形态的影响，我们把古代文化进行意识形态文化重造时我们能够发现，它可以跟康德的解释是一致的，因为中国古代也是众人的，人文主义是我们的传统，专制主义是它的政治力量，通过开放性解释就可以化解张博树的预设解释。但我也不太支持秋风那种强势的，一定要把宪政主义说成是儒家的，我强调儒家是多面体，儒学里有非常多的路向，不要只解释为宪政主义的路向，但儒教之所以厉害在于它有张力，把这种张力凸显出来有利于推动宪政因素拿来就行了，这是厚的解释，但如果过了就变成偏执性解释。

中国人以文化来说明宪政前景是黯淡还是光明的，这种路径是今天晚上我要批评的路子，是否光明在于：第一，中国人逐渐明确的个人政治理念会怎样，第二政治博弈和权利交换会有什么结果，第三中国现代发展的内外部环境会不会有一个重大变化。如果这个条件是适宜的，我不认为中国的宪政前景是黯淡的，因为绵延了两百年历史的顽强的宪政奋斗，就可以看到这种理念对于我们政治生活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这是清除不了的，这是力量所在，也是前景和希望所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