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通识教育的由来与曲折

来源: 佛山日报

郑渝川

专业教育、职业教育旨在培养社会人的技能，而通识教育则有关道德、人格和智慧。通识教育，在美国被称为“博雅教育”和“普通教育”，在日本叫做“教养教育”和“一般教育”。中国曾是世界上通识教育发育最早、发展最为成熟的国家，有效的教化成为了中华文明延续的重要支撑；而今的世界发达国家，也都很重视通识教育，认识到这种非功利性的教育体系内容对形成国民政治和文化认同、树立主流价值观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古代中国的通识教育，在明清乃至更早时候，眼界渐趋保守闭塞，内容体系严重僵化，让统治者到平民的专业教育、职业教育水平滑落到很低的水平。而在1840年以来的近两百年时间里，技术决定论和制度崇拜的长期流行，通识教育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变得可有可无。这种导向至今没能得到太大的改变，一些通识教育课程也被加入了大量的实用知识内容，否则就不能帮助学生提高就业竞争力，某些以人文社科类学科、院系著称的高校近年来经教改，甚至有发展成为较高层次的职业学院的倾向。

而与之同时，人们又很惊心于社会道德的沦丧；大量丑恶事例的出现讽刺性地印证了，通识教育被边缘化或被功利化驯化必然造就恶果。中国的通识教育怎么办，实际上早在1941年，就被清华大学的老校长梅贻琦阐释过，“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

日本不仅有很长的通识教育历史，也是亚洲各国中通识教育、职业教育双双率先现代化的国家。三联书店“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丛书新出的《教养与文明：日本通识教育小史》一书，有助于中国教育的决策者与参与者了解日本的通识教育发展基本情况，打破唯欧美经验至上的误区，找到一个政治、社会与文化背景更为接近的教育改革参照样本。

现代化的日本教养教育（通识教育）出现在明治维新前夜的幕府末期，各大名领地内纷纷兴办藩校、私学、村塾，既讲授西洋知识和兵法，也传授汉文经典和兵书。日本教养教育启蒙者吉田松阴向弟子们讲读的典籍，既包括汉文经史子集以及日本史书，还有针砭时弊的政论著作、经济著作，汉文儒学经典在数量上和分量上均占多数，让当时的日本热血青年坚定了义不容辞的救国使命。

明治维新期间，日本政府一方面积极重视实用性的职业教育，培养大量的科学、军事人才，另一方面为免除西方思想冲击日本社会、造成日本民众不服从君主政体，便开始推行以神化天皇制为主的“德育”，由明治天皇下达《敕语》明确日本国民需遵守的“十二条德目”。自此，至二战结束，日本学生从小学到大学，无分文理科，都需接受“修身”、“历史”、“伦理、哲学”等人文课程的教育；大学文理科也均包含“汉文”课程，学生需熟读《史记》、《孟子集注》、《大学中庸章句》等儒学经典著作。

日本投入二战前，以旧制高校为中心舞台的日本教养教育中，有两种相对的理念始终并行，一是献身国家的集体主义，二是逐渐形成的个人主义。被称为“大正教养主义”（强调知识分子应独善其身）的教育思想一度主导了教育第一线。

二战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在占领军压力下，重新构建了新的教育体系，建立起一套仿照美国而建的公民教育。这是一种政治与文化惰性的体现，日本新教育体系在清算神化天皇思维、去军国主义理念的同时，改革操刀者并未重视日本的政治与文化特点，大量直接套用美国理念和做法。此外，由于美国占领日本强推改革不到数年，冷战格局全面确立，日本被赋予协助美国遏制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际使命，进而造成日本的战后清算并不彻底，在教育领域内主持改革的主力军，实际上就是日本战前而留下的学历精英，后者们并没有西方民主主义批判体制特质的“一般教养”，仍然推行拥护体制的精英教育，这就使得日本战后确立的教养教育，从理念到举措各环节都充满了错位式矛盾。再加上二战后产业革新的不断推进，客观上日本从中学到大学，学生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学习专业课程之外的教养教育内容，逼迫日本的教育部门、大学、中学都优先安排对学生就业更有直接帮助的技术类、职业类课程。

上段所述的情况，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引起日本政府和教育界的重视，日本开始从高等教育阶段起重新开设教养教育的课程。到了90年代，“小政府、大市场”为根本理念的日本政府改革，放宽了对高校及其他层次学校教养教育课程等的要求。又过数年，日本政府教育部门主持的教改，又回调成了对教养教育的重视。

来源链接：http://news.southcn.com/dishi/foshan/content/2012-04/21/content_4370422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