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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伟东：回顾2011年超越左右学术讨论会，从2011年2月份开始，以杨帆老师为主，张木生、李伟东参与，召开九次正式讨论会，还有一些小的座谈会和餐叙，主题都是超越左右，寻求一个比较中道，中左中右联合、学术整合，及对下一步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
去年学术讨论集中在几个重大问题上
一是从年初重庆问题，杨帆老师和重庆苏伟老师出版了《重庆模式》，引人注目，最初参加人左翼派别人为主，后越来越多的中右和右翼学者参与，反复讨论重庆模式。
去年4月份张木生出版《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我和杨帆老师都参加了张木生的新书首发式，是深入讨论下一步体制的研讨。之后我们多次请张木生，以新民主主义为主题深入研讨，对张木生思想脉络深度追问，请他答疑，各方面学者进行评估。这样的会，我印象中集中开了三次，两次在政法大学会议室，有一次在成都安仁镇。
第三个重点是集中讨论2011年各种学术思潮，比较频繁的，有宪政民主、广东模式、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国际大背景，比如中东、北非政局的动荡、对中国的影响，朝鲜、俄罗斯、越南这样一些比较靠近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一些国家，也讨论过。
讨论会总体上有五六十位左翼和右翼学者参与，非常知名的如右翼学者秦晖、陈子鸣、笑蜀、吴伟等，左翼学者王小东、黄季苏、刘仰、郭松民、祝东力。不是分开开会，每次都是混合在一起的，左右交锋，逐渐向中道靠拢。达成很多共识，也找到了分歧点，对这九次研讨会给予很高评价，认为这是2011年中国思想理论界的比较有讨论成果、带有风向标意义的一些思想交流，改变了2000年来各说各话、互相抨击没有交叉、误读很多的局面。
使2011年在学界出现了观点上有深度的整合，使各家各派的意识形态都清晰化起来，大家的思想界限和思想范畴都越来越清晰，所以我们认为这种超越左右的讨论对思想界是很有意义的，对国家的改革前途、社会的稳定都有一定的作用，也希望今后继续把这个讨论进行下去。
讨论当中两个主要人物，参与最多的是杨帆和张木生，每次会议都是由杨帆发起，有的时候他主持，有的时候我主持，接下来杨帆会有系统总结他去年组织这个讨论会的心路历程以及他的主要思想观点。我主要侧重于思潮分析，谈话都发在共识网上。我的微博“冬眠熊2010”上也有发表了，大家都可以看。
下面请杨帆老师把自己的观点系统梳理一下！
杨帆：主导思想“超越左右”是我在1994年，在中国最先提出来的，至今17年，在当时受的主要启发是美国克林顿的进步研究所帮他竞选成功的一本书。后来欧洲吉登斯出《超越左与右》，超越左右是世界性思潮。
为化解左派右派二元对立思维，我进一步提出四分法，中左、中右、极左、极右。
中国人谈左右，来源于毛泽东一些说法，共产党历史上几次左倾几次右倾。毛泽东早期深受王明左倾路线迫害，他在《实践论》等一系列著作都是反对左倾，认识上论说“左”倾是主观超越了客观，右倾是主观落后于客观。文革中他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在一个时期有一种倾向是主要的倾向，同时掩盖着另外一种倾向”，这句话很有辩证法，到现在很有意义。比如林彪出逃以后，大家说林彪是极左，要对文化革命进行调整。但“四人帮”又说林彪不是极左而是极右，继续反右使路线更加左倾。
李伟东：毛几次都是这样的，明明要反左的，庐山会议都是以反左要开的会，结果就反右了，所以至少1956年以来，毛一直向左的方向滑。
杨帆：历史上陈独秀第一次是右倾，以后出了三次左倾，一次比一次左，本来应该反左，但继续反右，越反越左。邓小平好 早期毛泽东都深受左倾路线迫害，所以邓小平在后来有一句特别著名的话“左倾是主要危险”。
有人说你不能划分左派右派，这是不对的。左右概念在中国党史上是多次提到的，至少在我们这代人和以上这代人，两三代人都是这个分析方法，我们首先要承认左右划分，之后再想办法超越它。如果不分左右，就没有认识理论的框架。中国左右划分和世界思潮在相当长时间里是相反的，近来趋于一致，左派一般指的是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公平优先，对平等很重视。右翼主要是效率优先，主张个人主义，提倡个人自由。
李伟东：近年来，关于左右的划分又有另外一种主张，比如说邓在反左的过程中就说党内的封建主义是主要的，把左倾的思想和封建主义或者叫做封建专制主义以及极权主义的东西联系起来，当他说左是主要危险的时候是明确说的“党内的封建主义余毒是主要的”，说右的时候，邓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在日常理解中也有这样一种心情，比如我本人，中国的左和国际的左是有区别的，国际的左比较主张平等，主张公平，主张保护弱势群体，主张遏制权力，主张更加大众的民主，这是国际的左。而中国的左，我个人至少把它定义为跟邓小平的定义差不多，和极权专制有某种关联，所以我内心当中认为中国的极左思想是和右翼的某种国际上的极右思想有一脉相承之处，和集权专制有关，而右倾的东西，中国的右倾是比较注重于所谓普世价值、宪政民主、西方式的民主，而实际我们看到我们这些左右两翼的学者特别是极左、极右的学者大体都能体现出这样的特点。
杨帆：以价值取向分左右，为了化解二元对立，我又提出新的标准，以手段划分有两种，一种是激进，一种是温和手段。所以就分为极左、极右和中左、中右。极左极右主张强制推行，用激烈手段进行，主张暴力和专制，很激烈的办法来推行目标。而中左、中右主张温和的、渐进改良，民主的。
民主的理解中左和中右有所不同，中左比较强调人民群众、基层的民主、大众的民主，中右比较强调英美精英式的民主。左翼就说这些东西可能被金钱来控制，是有钱人可以操纵的民主。
我一直用四分法来分析问题，中国在文革时期极左，这是公认的，特点是超阶段，用非常激进的办法，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来推进，强行消灭三大差别，追求绝对平等，当然是极左。所以80年代几乎所有的人都变成了“中右”，主流非常明显。倾向于自由主义，反对斯大林主义，特别是中国文革思想。
把80年代分成左右两派，改革和反改革，左派是错的，特别是中右是占了主导。90年代有所不同，八九以后左倾三年，1992小平南巡，改革走向经济方向，经济改革非常快，专制下极力强制推行。不注意控制腐败，不注意保护弱势群体，过分强调效率第一。到2004年，我认为到了极右程度，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权贵资本主义，当然没有能够实现。这期间改革方向没错，解决深层次问题。六千万工人下岗，价格全面放开，加入WTO，向外国资本全面实行经济自由化，这样大的改革，在经济上应该走得很快、走得很远，经济高速增长。
出现严重腐败、两极分化，忽视国家安全，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教育国防社保医疗市场化过度，权力也开始市场化，造成腐败和两极分化，贫富差距极大。90年代以后到2004年，我认为是从中右走向极右的主流，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
但这15年改革，不能用左派所说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争”来解释，我认为是深化改革，深入改革和经济发展都取得重大进展，这个过程中有些问题没处理好，有的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检讨起来，决策确实走到极右，最重要的是2003、2004，2005年左右，想把国有资产按权力系统配置，直接分给权力阶层，有这样的建议，当然形成了极大的社会辩论，只是我们很少数几个人主导了这个辩论，最后取得很大胜利，基本遏制了极右思潮。
2000年左右，结合进入WTO还有一场关于国家安全的辩论，对外开放要不要国家安全，具体案例比如要不要做大飞机，我们几个人多次上书中央，坚决要求做国产大飞机，在前些年有人坚决反对，有极右思潮干扰，总体来说没整个出现方向性错误，但是有的时候很危险。
还有两次国家宏观调控，我觉得做得不错，这就属于左翼思想了，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要不要国家干预，1994年有一次争论，98年又有一次争论，2007年的第三次争论，这几次我们国家的干预都是强有力的，相当成功。应该说是在反对极右思潮过程中，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起了作用，就遏制了新自由主义的右倾思潮，使得它没有酿成很大的危害。
所以到2003年左右，我当时就说，中国没有什么右派了，大家都成左派了，上面政策右得相当可以，上面政策那么右，下面的人都成了左派了，包括很多自由派也成了左翼。这是从文革的极左走向2004年的极右，这就花了16年的时间。
2005年，左的东西开始起来，2011年左倾达到高潮，极左有相当程度的发展，这里有几个是有背景的，一个是新的领导集体采取了新的战略，比如提出“科学、可持续发展”，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前几年的“三个代表”比较右。
第二，西方又发生了大规模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中国的崛起成了气候，GDP到了世界第二，出口是世界第一，这大大鼓舞了中国人的自信心，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在国外就属于右翼了，在中国人划为左翼。西方的衰落和危机使中国的崛起显得非常突出。
第三中国内部矛盾越来越激烈，各种冲突维权，上面采取了维稳的方针，打压程度越来越严厉，造成左倾思潮的泛滥，当然这里也有右倾的思潮，比如维权基本都是自由派，用欧美的观点打官司，注重个体的维权，闹出很多事。通过网站大规模泛滥，特别是拆迁和征用土地，土地的增值产生大量财富，权力资本开始大规模掠夺，造成了触目惊心的很多事件，社会矛盾空前激烈。上面又没有做好疏导工作，一味进行打压，激化社会矛盾，使得大家焦躁起来，觉得温和的手段没有效果，采取越来越激烈的手段。我说的反抗手段有极左的也有极右的，都是属于极端的东西，两个派别开始合流，都主张极端，现在这个趋势还在发展中。
伟东刚才正面叙述了2011年我们这些中道知识分子，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包括代表沉默的大多数（中产阶级），我们认为这是大多数人，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绝大多数人是得了好处的，无论大小，都得到了好处，不存在极端思潮的广泛社会土壤，应该是中左和中右占大多数，基本想法主张稳定，社会和谐，希望中央更有作为，限制腐败，这是主流的思想。
还有一个背景就是网络的发展，这几年普及了之后，放大了极端的思潮。
所以主要是四个背景，第一是中央政策的向左转，进行结构调整，第二是西方的危机，第三是国内矛盾的激化和上层不适当的打压，第四是网络的发展放大了极端的思潮，使左右思潮都有在网络上合流的趋势，骂声一片。
2011年应该是两种倾向的对抗，有理性思潮，有理性的人在尽量往一块走，主张大家平心静气地坐在一起讨论，这是知识分子里的主流，同时也有网络倾向，扩大极端。两个倾向哪个在2011是主流，我说不出来，两边都在努力，都有很大的发展。
李伟东：这里有一点不同的看法，我总结六种思潮或者八种思潮的时候，你在成都也问过我，权贵资本主义我说是官方指导思想，没有把它列入左右思潮，它不算是一种思潮，因为右翼的主张宪政民主的、主张自由平等、主张民主的这些人也在批判官方的权贵资本主义。这两者不能混同，我认为左翼去年有一个有意无意的错误，把主张宪政民主的、主张自由平等的、主张民主制度的、主张政治体制改革的，和官方的权贵资本主义混为一谈，把对官方权贵资本主义的攻击和批判和对右翼知识分子的批判混合起来，右翼知识分子中有个别人支持官方的权贵资本主义，
杨帆：就是我说的极右，不能说极少数，他们的理论有包装。
李伟东：如果说官方权贵资本主义的思想派别支持的话就是极右的势力在支持，中右的势力一直在批判它，这个要给公道的评价，因为大多数学者是右翼的学者，对权贵资本主义同样深恶痛绝，只不过跟左翼批判权贵资本主义之后走什么道路有路线分歧，左翼更主张要把社会主义进行到底，实现更公平的正义，右翼说社会主义本来就是假的，不可能做到完全公平正义，社会主义走到底也是法西斯也好，就应该按照西方的民主制度，这是两者之间的争议，但是对权贵资本主义同样是持批评态度。
权贵资本主义也有自己的思想代言人和领袖，有些人一开始是这样，但是后来有变动，这当中的人是游移的，比方说有的人当院长的时候就被人家说你替权贵资本主义说话，不当院长，现在就表现得比较好。现在有没有看得出来说纯粹是一个思想者为权贵资本主义辩护的，我还是比较少见的，有一些原来是学者，现在当了官员的人仍然坚持这样，但是口头不怎么说，实际操作是这样做的。
杨帆：这个思潮应该是存在的。有理论包装，实质主张权贵资本主义。
李伟东：曾经存在过，比如用新自由主义等等思想包装他们掠夺国有资产、掠夺土地，包装权贵资本向国际上扩张，这些都有人包装过，这个包装过程已经把实际过程完成了，所以包装者也就不说了，已经权贵资本主义化了，也没有必要再辩护了，2000年刚刚兴起的时候，就有人要变卖国有资产，掠夺国有资产，买断工人，随着这个思潮就来了，有一些理论家去包装。
杨帆：改革的口号下，新自由主义实际贯彻极右。
李伟东：一以贯之有一批学者对这一条是警惕的，批判权贵资本主义，也有人为权贵资本主义代言，但是后来有某种变化。就思潮而言，就是杨老师说的中左、中右、极左、极右四种，但是在四分法中，我把它说成了八种思潮，一种是极左的，比如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主张用文革的方法，再来一次文革，重回毛泽东思想的方法来解决中国当前的问题。当然它的指向目标都是权贵资本主义。这八种思潮都是指向权贵资本主义的，大家都说现实情况不对，没有人说现实情况对，尽管现实情况从统计数据上说，有各种各样的伟大成就的感觉，每年有高增长，有巨额的财政收入，有逐渐积累的巨大的全社会的财富，但是社会财富的分配却引起重大的分歧。所以我说八种思潮对目前的权贵资本主义都是批判的。
第一种就是我说的极左翼的，如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四月网等等，大体上准备用一种文革的办法来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重回毛泽东思想，这一点引发的争议最大。
有一个标准的左派，标准的左派跟杨老师说的四分法也不同，有极左、左、中左，实际是六分法，标准的左派我认为是以社科院马列主义研究院那些人为代表的标准的斯大林社会主义，这部分思潮，2011年有一个明显的政治方面的动作，是跟重庆方面形成了某种理论上互相呼应的局面，这也是大家对重庆方面持有疑虑的原因之一，它基本在表达一个传统的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念，而且跟中国的标准的左翼思想潮流合流，请的各种顾问都是这批人。标准左派之后的中左，就是张木生提倡的新民主主义，我是当面问过张木生，我把他定义成中左，张木生说伟东说我是中左我就是中左，中左就是坚持共产党领导，在根本意义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那特理论，然后要回到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和多党联盟，他大体上就是这样的主张，所以我把他叫做标准的中左翼思潮。
中左翼思潮其实还有两种，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在这儿出现了三种中左翼，还有一种我叫做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思潮相当于中左翼思潮，是比较接近的，主要主张国家利益，所以民族主义思潮也可以把它和国家主义基本划等号，主张国家利益最大，主张个人的自由、个人的权利都可以靠后，不是说不要，实现国家工业化、实现国家的强大，在国际上有一席之地，跟国际霸权抗争过程中占有主动权以后再慢慢回来解决基本公民权利和国家民主制度的问题，所以我把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也视同为中左思潮，但是和张木生的新民主主义是不同的。
中右思潮，我就看成是党内民主派，比如以炎黄春秋杂志为代表的一批思想者，当然还有最近兴起的党内的比较有代表性的“红二代”，都可以看成是党内的民主力量，坚持共产党改革，以改革共产党来完成共产党的继续执政。
标准的右派思潮就是以很多公共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人数数以千计，没有具体的党派和组织、网络，一般以个人身份出现，但是人数众多，就是主张普世价值，主张宪政民主，主张基本按照国际惯例，大家都共同走明白的这条路我们跟着走就行了，基本把普世价值拿到中国来，按照宪政民主的道路来做，可以把这个叫做标准的右派。
极右思潮说“改革已死，宪政当立”，整个改革都没有路了，“宪政当立”是要通过革命的办法、通过极端的手段，如同最左翼要搞文化革命，也是要革命手段，极右也是要采取革命手段，改变社会制度，最右的一拨还有一批人，就是“改革已死，民国当归”，把中华民国请回来。
这八种思潮对权力结构比如政府所依托的权贵资本主义都是持批评态度的，只不过有的激烈有的弱一点而已。
所以我们去年一年就着若干思潮的交锋，而且请几种思潮的代表人物统统都来到我们“超越左右”的会议上，每个人都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而且表达完看法以后，在杨帆的博客上、在我的微博上、在共识网上都陆续披露了，而且引起了社会很热烈的反响和更加深化的讨论，参与我们超越左右讨论的各位大家彼此都形成了君子之交，可以平和讨论，尽量不吵架，把各自观点说清楚，这对未来除了思潮讨论的意义上还有另外一层意义，比如国家要进入一个民主化进程的话，无论哪种思潮对中国来说，既然产生了，就是有它合理存在的土壤，任何一种思潮都代表了一种民众或者国家的某一个层面的群体的利益，每一种思潮都是群体利益的代言人，超越左右的讨论在思想层面逐渐向社会层面转化的过程中，和整个国家的民主进程相呼应，其实就意味着我们这里这样一种讨论有各种利益的代表在这儿表达，等于说对国家未来民主进程的预演，这一点社会意义非常重要。
民主就是一个争议的过程，是各自博弈、争夺自己利益的过程，这个过程要合法有序，而且要互相给对方留空间。所以我认为杨帆自己主张民主，尤其包括推动在重庆搞民主实验，他自己的超越左右的讨论也是在思想界的民主实践。
杨帆：我区分一下中左和极左，我在80年代属于中间偏右，为什么转到中间偏左，这一段简单说一下，就是从1994年开始，在经济战线上支持国家宏观调控，这就变成了左。我所主导的叫做非主流，是专门批评中国式的新自由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在国际上也是一种右翼的思潮，所以人们就把我说成是左派。我出了一本书，是非主流经济学家集体的论文集和对话，总体来说，我们是取得了胜利的。
这里要澄清一个问题，我们反对的新自由主义不是中右的思潮，而是极右的思潮。跟极左不一样，他们反对的是新自由主义，我一直强调，我反对的是中国式的新自由主义，这两个区别很大，新自由主义在美国是经济学，后来在一定程度上把经济学扩展了，就成了一种右翼的意识形态，传进中国以后，作为经济学这部分是有好处的，但作为意识形态就右倾了，它把经济学的理念给绝对化了，成了一种哲学或者一种信仰的东西，主要是主张市场万能。
我们批评他们这么多年，出了书，到2004年特别是2007年美国出了危机之后，这个思潮已经在全世界范围退潮了，因为它引起了泡沫经济、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社会世界范围的贫富分化和环境破坏等等，引起各种极端思潮如恐怖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等，美国极右翼的所谓全球化，新自由主义体制主导造成的问题，这是国际范围的。
我反对的不仅仅是这个，是中国式的新自由主义，这里就是指权贵资本主义。我在98年的学术式的说法叫做权力资本化。
（待续）
本文为作者2012年2月14日在共识网的对话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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